《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晚期重要作品中的第一部，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以后成熟的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总序。这样一部作品，其哲理之深刻，思想之深邃，结构之奇特，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可是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却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贬斥。

    其因盖出于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尔基说，《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一人物是“带着一种为了个人的不幸与苦难，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胜利心情”。接着又说：“人们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理的探求者。如果他真的探求了的话——那末他是在人的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才找到了它。”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地下室人”是文学形象，“地下室人”的观点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将自己的一些思想感情加诸他所塑造的这一人物身上，但他毕竟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把人物放在主体地位上与其进行对话，使小说具有许多独立的声音；作者在讲主人公的故事，但用的却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概念。把“地下室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同起来，并非自高尔基始，俄国文学史上已不乏先例。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并不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而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这样，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辙了！”最后，他又说，“造成蛰居地下室的原因”在于“自暴自弃，不相信共同的准则。‘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地下室人”的恶、“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那个万恶的社会。请看，“地下室人”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哀号啊！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是一名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遭人歧视，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因此对外界的种种压力只能逆来顺受，甚至同流合污。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却只是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疯子。何以故？也许仍旧是我国的古训说得好：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