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多么美好，多么熟悉啊。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拥抱妈妈！想着想着，我就痛苦地轻轻哭了起来，强压住眼泪，可是单词再也背不下去了。由于不能把转天的功课背熟，我就整宿地梦见老师、校长和同学们，整宿地在睡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转天还是什么都不会。于是就被罚跪，只给饭吃。我是那么伤心、烦闷。起初，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都嘲笑我，逗我，打搅我，在我们排队去吃饭或者喝茶的时候，她们就掐我拧我，毫无缘由地就把我告到女教师那里。可是星期六的晚上，每逢保姆来接我，我又是多么开心啊。我总是高兴得像疯子似的，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替我穿好衣服，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紧追慢赶地跟着我，我则一个劲儿地不停地对她说啊说。回到家后我又开心又快活，紧紧地拥抱我的家人，好像分开有十年似的。然后就连讲带说地聊起来；我向所有人问好，笑啊闹啊，跳啊跑的。我开始和爸爸交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谈学习，谈我们的教师，谈法语，谈洛蒙德的语法，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心满意足，就是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刻心中依然愉快。我努力用功读书，以博得爸爸的欢心。我看得出来他把最后的一点钱都花在我的身上了，而他自己呢，天知道他在如何苦苦挣扎。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阴沉，越来越不满，越来越爱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他的业务不顺手，债务一大堆。妈妈常常哭又不敢哭出声来，讲又不敢讲，生怕惹爸爸生气，整天病歪歪的，越来越消瘦，并且开始剧烈地咳嗽。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总是看见大家愁眉苦脸，妈妈悄悄地流眼泪，爸爸发脾气。接着便开始了责备和非难。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乐和任何安慰。说他们为了我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光了，而我直到现在还不会说法语；总之，他把所有的不顺心，所有的不幸，一切的一切都统统发泄在我和妈妈的身上。怎么能怪罪和折磨可怜的妈妈呢？常常看着她那模样，心都快碎了：她面颊凹陷，两眼眍进去，脸上常有那么一种肺结核病的红晕。我挨骂的次数最多，总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后面就扯得很远，我常常搞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责骂我的理由……先是谈到我是个笨蛋，学不好法语，说我们寄宿学校的女校长是个玩忽职守的笨女人；说她不注意我们的品行，说爸爸自己至今没能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

    操劳、忧虑、挫折把可怜的爸爸折磨得不堪重负：他变得多疑而暴躁，常常陷于绝望，也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有一次着点凉，马上就病倒了，他病的时间不长就猝然离世，那么突然，那么意想不到。受此打击，有好几天我们精神失常。妈妈神情恍惚，我都担心她会疯掉。爸爸刚一死债主们就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成群结队纷纷登门讨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了他们。我们把在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房子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我们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剩余的债务是如何了结的，不过我们已经失去了安身之地，无家可归，连填饱肚子的食物都没有。妈妈得了重病，日渐消瘦，我们又无以为生，无法养活自己，前面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刚满十四岁。就在这时，安娜·费多罗夫娜来拜访我们。她一直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有亲戚关系，不过很远。爸爸生前她从来不到我们家走动，如今她来了，眼里含着泪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为爸爸的离世，为我们走投无路的困境感到难过。她还说，这全怪我爸爸，不肯量力而行，急于求成，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一点，提议忘掉双方不愉快的事；妈妈说从来没有怨恨过她，她听了感动得眼泪汪汪，拉着妈妈去教堂。给“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做安魂祭。在这之后，她就庄重地跟妈妈言归于好了。

    安娜·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