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10日，我拎着一口人造革皮箱从武汉来到北京，脑袋里全是想法。我的专业在大学毕业以后才真正开始。虽然我是学计算机专业，但是在大学里主要精力是在演习诗歌和小说。来北京以后我只写过一首诗：

    是留下，

    还是离开

    大有抄袭莎士比亚的“活着或者死去”之嫌，但抄袭绝对没有思考去留问题这么轻松。从这件事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因为真正的诗人一忧愤就写诗，而我一忧愤就什么都写不出来，最多只能做个饱肚子诗人。

    毕业以后我开始干我的专业，在计算机面前录数据、抄写台账、擦桌子、拿报纸......许多大学生刚毕业后专业的一部分是给科长倒水擦桌子。

    有一件事差点让我拿起笔来接着写小说。我和科长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里外间，科长在里间，我在外间，但是靠后一些，透过玻璃我能够看到科长的后背。那天我拿起尺子来画表格，一看尺子不在，就向科长要，科长随口来一句：不是在你那吗？说着随手将抽屉拉开翻动，我从后面能够清楚地看到尺子在科长抽屉里。但是我没有说，起身到别的办公室借尺子去，刚出门，科长从后面追来说：小汪，你再去找找，我记得是你拿去了。我返回办公室，在我的抽屉里看见那把尺子诚实地躺在那里。。。。。。

    我还是没有写小说，而是非常专业地干起了我的专业――编程序。在那里我认识了真正具有程序员性格的叶军和具有南方人精干的甘军鹏，在那里我们一起体验了程序员的生活方式：凌晨2点还在为调试一个第二天要用的程序而焦头烂额，吃方便面，女朋友是游戏中的女主角。

    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再后来就是最近，我和甘军鹏又见了一面，他离开那里之后到亚信编程序，又离开亚信到UT斯达康，又离开UT斯达康准备出国。他唯一的变化是身边多了一位娇妻，而我的变化按甘军鹏的话是：成熟了不少！

    如果人的价值按拥有多少来算，刚来北京时，我拥有连续十几年优秀学生的档案袋，有大学毕业证书，有四级英语证书，有一个女朋友，有许多想法。这些东西曾经让我像一个人才一样走在大街上。但是时间很快让我不得不给自己做减法，我发现这些拥有在一年内早已从某种程度上失去。再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失去得越快越对人有益，唯一不能失去的是那些想法。

    1996年10月我离开一家特大型企业，开始逃往中关村。我觉得中关村是唯一能够收留我而我又愿意去的地方。但是逃往中关村的路并非坦途。我犯了最大的忌讳是我和面试我的瀛海威技术总监翻脸了。因为他问了我一个与面试无关的问题：你平时也穿得这么整齐吗？他的问话正击中我的要害，平时我在大烟囱旁边，脸上总有一层煤灰。我说：怎么称呼您？然后记着他的名字默默离开了面试室，那时候中关村夜色微茫，我的心悲伤。我知道记他的名字纯属自我安慰的一种浪漫主义做法，有点像一个大人物在上海滩发迹之前的一段受辱遭遇。几年后，我没有可能成为大人物，而瀛海威风流也被风吹雨打去。

    我干起了记者工作，情况非常偶然，纯属偶然。这件事使我琢磨命运的另一面。在计算机圈内，我发现了许多更大的偶然――包括遇见比尔.盖茨，那次是总编参加的会议而总编出差在外，我顶替。比尔.盖茨是我在大学时代当小说看的人物。40岁的比尔.盖茨和所有男人一样面部开始松弛，而和大多数男人不同的是，他还像一个小孩一样出语没有任何规则，你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而许多人还不到40岁他说上句你一定能够知道下句。在计算机领域里，比尔.盖茨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游戏者，他是坐在一张椅子上前后晃悠着和IBM老成持重的高级经理谈判的，他以游戏者的心态轻松地将长者的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