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徒步走到瑟曼住处的对街，站在一个门廊里面。离我们四点钟的约会还有十分钟，我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打发时间。他的窗口有没有灯光我看不清楚，因为他的公寓正面向着市区，楼上的窗户会反射阳光，直直射入我眼睛里。

    到了四点，我又等了两分钟才穿过街，走进雷迪希奥大门隔壁公寓的门廊，按了瑟曼的对讲机，等他替我开门。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再按一次，等了一会儿，还是没反应。我到隔壁餐厅的吧台察看了一下，他不在那儿。于是我回对街那个据点，过了十分钟，找到了一个公共电话，拨瑟曼的号码，是答录机。我说：“理查德，你在家吗？如果在的话就来接电话。”他并没有来接电话。

    于是我打电话回旅馆看看有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没有。从査号台查到五洲电视的电话号码，那儿只有个一问三不知的秘书。她所能告诉我的只是瑟曼不在办公室，去哪里或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清楚。

    于是我又回到瑟曼的住处，这次按的是二楼旅行社的电铃，门登时就开了。往上爬一层楼，等待随时可能有人上台阶向我挑战。可是，半个鬼影子也没有。我继续向上走。自从被歹徒闯入后，戈特沙尔克家的门已经重新安装了加强门框，锁也换了。再上一层楼，来到五楼瑟曼家门口，我侧耳倾听，什么都听不到。按了电铃，铃声在他屋里回响。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敲了敲门，毫无反应。

    我又试着推门，结果依然纹丝不动。门上共有三把锁，到底有几个是真锁上的我没办法知道。其中两个有防盗栓，连同另一个锁都覆有锁眼盖，门和门框之间装有角钢以防被铁棍撬开。

    走到二楼，我问了两家办公室的人，一家是旅行社，一家是售票处，今天有没有见过瑟曼，他有没有留了什么口信。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没见他人，也没口信。一样的问题去问雷迪希奥餐厅，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我回到对街那个据点，拨个电话回西北旅馆，不管是瑟曼还是谁，没有人打过电话给我。挂了电话，再花二毛五，打电话给德金。

    “他不见踪影。”我说。

    “妈的，他怎么回事，迟了一个小时？”

    “他也没试着联络我。”

    “这混球可能正在逃往巴西的路上。”

    “应该不会吧。”我说，“大概半路塞车，或是被哪个客户或赞助厂商、体育协会什么的给拖住了。”

    “或是正在给斯特德太太一个临别秋波。”

    “一个小时不算什么，别忘了，他可是雇主，我这是替他工作。不管他迟到还是失约，都不用担心我会挥拳头。不过我知道今天晚上他会去哪里。我本来是要和他一起到马佩斯去做拳赛转播，我再等他一个小时左右，如果他还不来，那我就直接去体育馆里找他。”

    “你会一直戴着窃听器吧。”

    “那当然。要等到我打开开关它才会开始录音，我还没开。”

    他想了一会儿。“我想应该是没问题。”他说。

    “不过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派个人过来开他大门？”

    “现在？”

    “有何不可？一个钟头之内，我想他还不会回来。如果他回来的话，我可以在楼下堵他，把他拉到别处喝一杯。”

    “你想找什么？”

    “不知道。”

    短暂沉默之后，他说：“我申请不到法院搜查令，你要我怎么去跟法官说？有个家伙失约，所以我要破门而人？而且票子申请下来时，你人早就到马佩斯了。”

    “那你不妨忘了申请搜查令。”

    “门都没有。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即使我们真的查到什么，那也是毒树上的果实吃不得。就算那是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