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下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头来阴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浓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处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处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处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处三科进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处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处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处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进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处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色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出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进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进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子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是他违心强加在前任局长身上的最后一个耻辱了。

    约翰·戴受命主持审讯，安妮·奥尔尤因和我则监听审讯实况，并及时提供分析。弗·琼斯知道他对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选择；另外，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他应当让别人知道他正在让他的部下处理这个案子。

    南奥德利街上的一扇门打开了，霍利斯被带了进去。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问道。他那熟悉的声音在这么多年以后仍是那么坚定。

    约翰·戴开始向他解释审讯程序。

    “这个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我试图想像南奥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里，坐得笔直，我甚至想他正怀念他的地位。当然铅笔是必要的，可他还会无缘无故地傻笑吗？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吗？我心里在猜测。或者他会感到害怕？我对此有点不信。我从不把情感同他联系在一起，我还想起他经常对我说的一些话。

    “彼得，你对这件事太动感情了。”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动。

    约翰·戴开始汇报霍利斯工作经历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细节。霍利斯知道这套程序，他想抢在汇报之前说话。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稍慢一些。”约翰·戴说。

    霍利斯有点恼火。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说这的确有点枯燥。在我的履历表上你们都能看到这些情况。”

    但约翰·戴没有被他吓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们最好按程序来。”

    霍利斯简要地陈述了他的经历。他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并声称牛津也不是避风港，同样会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脱离这一背景，到外面干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