瞪着天花板抽烟。整天下来我所听见的嘈杂人声,各种噪音纷扰,全部汇集成一股单一的音调,在我脑中不断地回响,仿佛一阵烦人的剧烈头痛,甚至是一阵酸涩的牙痛。这时,我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旧日旋律便开始浮现,像是一段——怎么说呢——反调,对抗着那段嘈杂的回响。为了把我隔绝在鼎沸人声之外,它指引我一条路,让我体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平静、我的快乐,甚至是我自己的气味:“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
就是在那个深夜我才明白,我多么庆幸自己能够独居于此,远离所有的人群,以及“他们”(星期五讲道的阿訇、老师、我姑姑、我父亲、政客,所有的人)视为“生活”的那一团恶心烂泥——他们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庆幸能够漫游于我自己的梦境花园,而不是跨入他们平淡无味的故事。我甚至怜爱地望着我的可怜双腿,从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检视我丑陋的手,夹着香烟,来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云吐雾的嘴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做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爱这个身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觉,比那个乡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墙行走,嘴里重复着同样字眼的坚忍毅力,还要强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飞驰的火车里数着窗外电线杆的全神贯注,还要浓稠得多。如此的感觉,转化成为一种蕴含愤怒与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围了我,同时吞没了眼前这个悲哀的旧房间——笼罩了整个“真实世界”。我并非只是喃喃背诵“我必须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