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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

    检视着班迪师傅在人生最后十五年中创造的杰作,我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我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我、朝我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处这片遭到飞蛾蛀蚀的凄凉黑暗中。厚重的铅灰尘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贝尤鲁的流氓、女裁缝、富可敌国的谢福得先生、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勒哈汀先生、消防队员、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妇)让我联想到受苦的神祇,他们失去了纯真,也失去了他们在微光中被夸大的威严神态;让我联想到忧郁憔悴的忏悔者,他们渴望成为别人但无法如愿;让我联想到不幸的边缘人,他们无法倒上床铺纵情欢爱,因而互相残杀。他们,如同我,如同我们,或许在过去某个遥远得仿若天堂遗迹的一天,也曾经凑巧发现了谜底,恍然明白自己朦胧存在的隐秘意义,只不过他们忘记了。我们受失忆所苦,我们卑躬屈膝,但我们仍坚持做我们自己。我们擤鼻涕、抓头、走楼梯的模样,我们悲伤与挫败的表情,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班迪师傅的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他说话的同时,我脑中却想像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

    此种欲望,我后来得知,并非全然不切实际!一位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吸引顾客的商店老板,有一天来工作室买了几件“产品”,或许是他知道它们很便宜。然而,他买来展示的假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商店橱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它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于是,商店老板把它们锯成一截截,打破了它们的整体性,使得赋予在整体姿势上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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