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表现在人类这种动物的个体身上。而本书也将从上述角度以更微妙复杂的方式探讨精子之间的斗争。

    人类对性的态度、感情、反应以及性行为本身不仅反映出我们的感性生活和性生活的理性计划，同时也反映出精子斗争所形成的非理性的生物指令。我们并不需要了解这些指令何时及如何介入精子战争，我们也不需要了解这些指令如何摧毁与瓦解我们的生活规划。我们只需按照生物指令行事即可。

    因此，对男性来说，即使他们从来不曾有意识地怀疑其配偶的忠贞，但男性的大部分性行为都是为了防止配偶使自己的精子卷入精子战争，就算是无法避免这种可能，男性也要使他的精子掌握打赢精子战争的最佳时机。相同的，对女性来说，即使她们找不出理由去怀疑或蒙骗配偶，但女性的大部分性行为不是为了操控配偶与其他男性，就是为了帮助某位男性的精子在精子战争中获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过长时间演化所形成的指令支配着女性，能够掀起精子竞赛的女性才有更多机会生出具有优秀基因的后代。概括来说，我在这本书里主张，适时地选择对配偶保持忠贞或进行外遇，不论对男性或女性来说，都可算是繁衍后代的一种理想策略。而我们每个人天生确实也都能将这种真实状况反映在性行为当中。

    大部分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生物学家，都曾花费过相当长的时间来研究其他动物的行为。他们占领的学术领域是由对其他物种的结论而推衍到人类。而我个人对这方面的学习过程则和其他学者不同。早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坚信，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同时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不仅合理而且绝对有益。因此，当我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以相同观点同时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甚至，当我的同事还在主张将研究动物行为的结果推衍到人类的时候，我却花费了很多时间用来坚持相反的研究方式。换句话说，我所主张的研究方式是以研究人类行为所得的结果来洞悉其他物种的行为。

    我早期从事的研究和性行为毫无关联。当时我研究的是动物的迁移（migration）与定位（navigation）。任何人只要曾经设法让老鼠或马找出它回家的方向，或是曾让一只飞蛾找出南方在哪的话，他一定会对人类产生同样的兴趣。我当时是对这几种动物同时进行研究，而我在每个阶段对每种动物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也正好对其他动物的研究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很自然地，当我的研究兴趣最后转为动物的性活动，我的研究对象就不只是昆虫、老鼠和猪，还包括人类在内。而这时我又发现一件事，任何人只要曾经尝试在飞蛾、老鼠等动物进行正常性行为过程中收集它们的精液（甚至还有些可怜的家伙会有兴趣去收集狮子和鲸鱼的精液呢！），他就会知道以人类为对象进行同样的研究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只花了些钱买了一些保险套，然后，我的自愿受试者们便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实验室。几天后，他们带着自己在自然性交过程中得到的全部产品（精液），重新回到了实验室。而以人类为研究对象比较省事的部分还不只这些，这些自愿受试人员还能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解答，例如说，他们上次射精是在多久之前？这次射精是通过性交还是自慰？他们的性伴侣是否为长期关系的配偶？在性交过程中女性是否曾经达到高潮？如果达到，在何时？

    这项实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约有100对男女伴侣曾提供给我1000次射精的精液。由于他们提供的帮助，我和我的学生才能对这些精液进行计量与分类。在这些样本当中，约有200份精液样本是性交时射入女性体内，然后在一小时后从女性体内流出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回流”。另外，还有500名男性曾经自愿提供活体精子，以便让我们进行混合精液的实验。这使我们得以在显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