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姑同意下举行选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姑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