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父亲动身前往巴黎的前一天，卡尔收到一条短波广播消息，是他派去哈瓦那的一个特工发来的，内容是前天晚上，即十一月十九日，卡斯特罗去珍·丹尼尔住的酒店找他，而且在里面接受那个记者长达六个小时的采访。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男人到底在交流什么，但是珍·丹尼尔又把这次访谈内容发表在了《新共和报》上，一共分两次，时间分别为十二月七日和十四日。我父亲十一月二十日就猜出了该访谈内容。

    卡尔说：“之所以会有这次见面，是因为肯尼迪十一月十八号在迈阿密所说的话——‘他们就是为了离间我们。’这就是卡斯特罗接见丹尼尔的原因。”

    我没有说话，卡尔继续说：“知道了这些，你和我一样不高兴了吗？”

    “但是，这个消息让我们的旅程更有必要了。”

    “是的，”卡尔说，“我们不是在画蛇添足，对吗？”

    大约三周后，我仔细阅读了丹尼尔采访卡斯特罗的访谈内容。这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而我发现自己与当初的誓言完全相反。我在想，如果我去巴黎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次访谈的内容，那我会怎么想呢？我会相信卡斯特罗的话吗？如果我相信了，那我会不会告诉我父亲我不能公正地处理库贝拉的事呢？如果我父亲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去处理库贝拉的事，那么我会辞职吗？现在是十二月，我已经不记得十一月的我是怎么想的了，因为我的想法完全变了，辞职也不再是一件让我感觉压抑的事——它不是比截肢更痛快吗？

    《新共和报》1936年12月14日

    珍·丹尼尔撰

    “在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湾，充满着朗姆酒的芳香，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美国游客对古巴的描述被装裱起来挂在哈瓦那的酒店里，我在哈瓦那酒店度过了忙碌而紧张的三周时间。我以为我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卡斯特罗了，所以这三周里我一直都在和农民、作家、激进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部长大臣、大使交流，唯独菲德尔是那么遥不可及。曾经有人警告我：他再也没有兴趣接见记者了，至少是西方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已经完全放弃了，但是，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晚上，卡斯特罗亲自来到了我住的酒店。他听说了我采访肯尼迪总统的事，于是晚上十点，我们就到我的房间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在这里，我将重述采访中回应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那一部分内容。

    卡斯特罗对我采访肯尼迪总统的事情很感兴趣，在我讲述时，他可以说在洗耳恭听：他捋了捋胡须，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到眼睛上面，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他始终都是用充满恶意的眼神看我。他让我一遍遍地重复那些已知的评论，尤其是肯尼迪批评巴蒂斯塔的那一部分，以及批评卡斯特罗发起具有毁灭性战争的言论。

    当我说完，我以为卡斯特罗会来一场爆发。然而事实却不是，我迎来的是漫长的沉默，之后便是平静、幽默且富有思想的谈话。我不知道是卡斯特罗变了性子，还是西方杂志错误地把他描述成一个经常咆哮的疯子，我只知道在我和他一起度过的两天时间里（而且这两天还发生了很多事），卡斯特罗没有一刻不是镇静的……

    “我相信肯尼迪是很真诚的，”卡斯特罗说，“我也知道我说真诚可能会让你觉得我有政治目的，但是我会解释我的意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这个家伙狡猾的手段、含糊的态度，以及美国多次偷袭古巴，向古巴施加压力，给我发恐吓信件，组织反革命力量对我局施以各种阻挠，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报复行为、欺骗利用、污蔑共产主义的言辞，这些我通通都没有忘记。但是我感觉他也陷入了困境，我不觉得美国总统就是真正完全自由的，而且我相信现在肯尼迪一定备受不自由的痛苦，我还相信他现在明白了他对古巴有多少误解，比如猪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