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她。

    “可怜的艾德！我能看出来他的失落，也许我要开始关照这个受伤的灵魂了。”

    我没有回应她，她继续说道：“我不介意邀请艾德来参加我的派对，也不介意他邀请像你和你的女友一样的人来喝我的酒。尽管有一半的客人我都不认识，但人们还是会故作友好地互相打招呼，不是吗？人们品尝你的美酒时，舌头都会伸得长一些，而你甚至不认识他们。”

    “我去加点酒。”我说。

    我也不认识这个派对上的人。她的客厅里怎么说也有五十个人，在我看来应该有房地产经纪人、救生员、保险推销员，以及离异人士——我忽然意识到我在佛罗里达州生活了好几个月了，但除了机构里的人以外却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派对上有一个退休的商人，也是一个高尔夫球手，他开始跟我说起他的推杆运动，而我竟一边喝酒一边开小差想象若是哈伯德喝点雷吉娜的酒，他的舌头会伸得有多长。

    摩德纳仍然独自一人待着，她拱起的背部和肩膀形成了电视机的一道护栏。

    “大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问道。

    “看起来他仍然是优势方，但也不是百分之百能赢得大选。”她说。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杰克·肯尼迪的近照，电视机里传出声音：“候选人的妻子正在期待着他们的孩子降生。如果获得选举，总统和肯尼迪夫人将会在白宫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纽约肯尼迪总部的照片。

    “他在中西部的得票情况乐观吗？”我问。

    “嘘……”摩德纳示意我不要说话。

    我感受到了她的怒意，就像我的父亲对我不满一样，而且她甚至都没转过身来看我一眼。

    亨特和他的助手伯纳德·巴克、曼纽尔·阿蒂姆都站在客厅的一角，我一点也不想和他们一起，也不想跟其他任何人聊天。

    “我们在谈论一个已被证实的谣言，”我一走过去亨特就对我说，“苏联打算明年夏天给卡斯特罗几架米格式战斗机。”

    “那样的话，”我说，“我们就必须在此之前率先抵达哈瓦那了。”

    这两个古巴人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派对的喧闹声让我们几乎听不清彼此说出的话，这倒有一种别样的乐趣，在这里谈话总好过在赞尼特的咖啡厅。

    “卡斯特罗能找到足够的飞行员来操作这些喷气式飞机吗？”阿蒂姆问道，“他跟空军可没多少来往的啊。”

    “现在，”亨特说，“有一些古巴飞行员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先进的训练。”

    “该死！”巴克说。

    亨特转向我，“选举怎么样了？肯尼迪还是领先吗？”

    “尼克松似乎要赶上来了。”

    “我也希望如此啊！”亨特说，“如果肯尼迪获胜，敌我就难分清了。”

    “唐·爱德华，”阿蒂姆说，“你不是在说任何美国总统都会孤立我们吧？肯尼迪在与尼克松的大选辩论中不是还说过艾森豪威尔当局对古巴采取的行动远远不够吗？”

    “是啊，”亨特说，“我算看出门道来了。想一想尼克松得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吧。你看，电视现场直播，就在各自的讲台后，肯尼迪正在假装打算干出一番大事，而迪克·尼克松不得不一直紧咬自己的舌头。”

    “也是，”阿蒂姆说，“卡斯特罗现在本该丧命的。”

    “我却觉得未必。”亨特说。

    “我本来可以亲自动手杀了卡斯特罗的，”阿蒂姆说，“要杀他方法有的是，枪杀、刀杀、投毒，甚至是用棍子活活打死他，总可以要了他的命。”他的声音很刺耳。其实阿蒂姆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肩膀宽厚，身材魁梧，唯一不和谐的就是他的嗓音太过于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