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章，嘴里吃吃地笑着。

    伟城低头看着桌面，迟疑地说：“这种时间造成的证据流失，目前还没什么好办法解决。”说完他转身在背后的书柜里找着什么。

    郑老的眼光转向了我，我考虑了一会该怎么措辞，说白了这件事情初检工作是没做到位的，一是法医没仔细检查创口，二是摄像拍的几张创口照片因为角度不正严重变形，根本不能反应损伤特征。

    但这事也不好去责怪哪一个人，法医不少是半路出家，水平、经验良莠不齐这是现状。

    摄像我估计是从哪家照相馆临时抓的差，他完全不了解刑事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区别。

    这张照片以极近的距离很倾斜的角度在创口喋开最明显的地方拍摄，甚至没有放置反应创口大小必备的标尺，这样拍出来倒是极富视觉冲击力，问题是刑事摄影的目的只是准确、清晰、不变性地反应被拍摄物的特征，而不是表达他第一次见到恐怖伤口的心灵震撼。

    虽然想了这么半天，但我说出口的就只有一句：“这个案件恐怕只有收集到新的有力证据才行。”“嗯。”郑老不置可否地用手扶了扶老花镜，又把头埋进了故纸堆。

    郑老没吭声，我倒是想了，新的证据要从哪里来呢？知道情况的两兄弟不肯吐露实情，其他人又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证人证言这条路就没什么指望了；这几张照片又不成样子，要不然看着照片郑老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砖头和铁锤的损伤特征根本就不一样嘛。

    我知道郑老做的好几个文证鉴定的案件最后都是根据照片做出了判断，甚至有一起交通事故他看了现场照片就说逃逸的卡车装货后挡板没关好，这个细节对案情判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个故事我们且下次再说。

    我得承认这可是有很大难度的，我的功力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真实物体的很多特征照片根本反映不出来，比如说立体感和一些很细小的碎屑，这的确也只有郑老这样见多识广的老法医才能做到这一步。

    问题是这一招现在也失灵了。

    看来我们是山穷水尽了。

    这一大堆卷宗几乎把我埋了进去，一些早期的纸张已经开始发黄、变脆了，翻开的时候可以闻到故纸堆那种特有的时光气味。

    昨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于是今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在卷宗里证实自己的想法。

    果然是有这么一回事：最先是死者的老母亲发现儿子的房门没有关好，这才走进去，发现儿子已经死亡了。

    问题是老人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硬是逼着“120”把儿子拖到医院“抢救”了一番。

    按照医生的说法，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已经硬了，但是实在是被老母亲逼得没办法，一边向老人家声明人早死了，抢救只是白花钱，一边把尸体当活人抢救着。

    能从医生那里得到些什么吗？我向郑老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郑老指了指自己的抽屉，当时的“抢救”病历早就在他那里了。

    我拿着这几张薄薄的纸，好像是拿着最后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医生在病历上的字迹只怕是全世界最难辨认的文字之一，幸好我自己还做过医生，对这种鬼画符还能连蒙带猜地弄个明白。

    这时候医生的一行小字吸引了我的注意，“CT示左颅骨骨折、左硬膜下血肿”。

    没有哪一家医院会对死者做CT检查，我想只怕又是老母亲的强烈要求才会有这样的怪事，但这事哪怕再奇怪仅凭医生的这几个字也解决不了问题，颅脑的损伤早就被尸检证实了，这几个字并没有提供新的信息。

    但是我发现郑老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熬夜这么多天显得有些苍白的脸上有了一抹红润，就连皱纹好像也熨平了许多，莫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