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老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可以开始了。

    我向大姨连珠炮一样地提问，问题又细又密，包括到孩子是不是母乳喂养，一天吃几次奶，吃了吐不吐奶，穿几件衣服，盖几层被，睡觉的地方、姿势，甚至一直延伸到母亲生产以及产前检查的情况，眼看着大姨有点招架不住了，不时跑出去询问母亲后才能作出回答。

    但是问着问着，大姨的神态就逐渐缓和下来了，当我问到孩子这几天玩耍的情况时大姨的眼中竟有了慈爱的笑意，“哈哈，看不出来，你对养孩子还知道蛮多的吗。”估计当时我的脸肯定是红了。

    何况，大姨哪里知道，我的问题越是细，越是说明我还没有找到可能的死亡原因！而且，我问喂养情况是看孩子的健康状态，穿衣盖被情况是排除意外窒息，而生产情况是为了排除产伤和先天疾病！我的眉头越皱越紧。

    我找不到明显的死因。

    甚至，一直到解剖结束，我的眉头还是没有展开。

    但是在我们步出殡仪馆的时候，我看见了这样难以忘怀的一幕：孩子的母亲举着孩子可爱的遗像，和三十多口家属一起跪在了我们面前，哭喊着，“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孩子啊！”我的眼眶又红了，我的脸又别转了，我最害怕这一幕。

    老百姓的这一跪，承载着太多的天理人情，我是一个小小的法医，我承受不起，真的。

    何况，在无数的天理人情面前，我最终只能选择对事实负责，如果最终事实对母亲不利，我会多少次在凌晨时点燃一支香烟，又会多少次午夜梦回中看到母亲这凄然一跪呢？回家的路上我默默无言。

    当晚我看到了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

    事实证明他们在打防疫针方面比我专业得多：这份调查报告不厌其烦地描写着注射的每一个细节，诸如疫苗的生产厂家、批号、失效期、保存环境的实测温度，注射器的生产厂家、批号、失效期，甚至是注射人员的学历、培训以及详细得无法再详细的注射经过。

    但是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建议马上组织专家尸检，查明死因。

    我苦笑了。

    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在病理切片上，要是病理切片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呢？不行，我得给他们打打防疫针了。

    “现在，仅仅从尸表检查、尸体解剖和器官的大体观察我们还不能发现明显的死因。当然，我们还会通过病理组织学检查，用显微镜去观察更细致的改变，不过，我必须提醒各位专家：大约有百分之十的案件，我们穷尽一切技术手段，仍然无法发现真正的死因。”我目光扫了一遍在座的各位专家。

    县防疫站的一位年轻干部的脸马上哭丧了起来，身体也歪在了桌子上：“我们还宁可就是防疫针打死的，那么我们就销毁所有的疫苗，赔偿这个家庭，至少，我们还可以向厂家追偿啊！要是查不出死因，这么不死不活地吊着，全省的防疫工作都没法开展了啊！”“我明白你的苦衷，我会尽力的。”我在心里说。

    “各展所长吧！”郑老提议，“你们擅长病原体的检查，我们将提取的血液拿一半送到省疾病控制中心做各种病原体的检查，如果是阳性，我们会复查后写进结论。另外，我们需要疫苗的样品、外包装、说明书……”郑老罗列了很长的一张单子。

    “也只能这样了，麻烦你们多费心！”县卫生局局长做了总结性陈述。

    以后的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把手上所有的案件都放在一边，一门心思扑在这个案件上，每天不停地上网查阅资料。

    我也知道，我暂时推开不管的案件中有不少都是恶性刑事案件，但是，那只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一起案件，关系到的是全省儿童的安危。

    深夜，整栋办公楼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四周环境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