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

    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