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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

    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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