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相处起来有多开心，都抹杀不了一个事实：他们相遇，是因为有人莫名其妙惨死。更进一步来说，心理侧写专家跟警察本来就都是忧郁的工作。从正面看，他们替含冤之人伸张正义；从反面看，除非辞职不干，否则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面对遭破坏后的废墟，然后想尽办法找出始作俑者。不论结局如何，留下的回忆都有个悲伤的基底。他们共同经历的案件越多，相知越深，就越容易从彼此身上看到种种不堪的痛楚，无可逃避。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互动方式简直是俗套至极，不断重复接近又远离的循环，有时候还显得有点煽情，但底层的理由却如此深刻沉重，让人感到不忍。

    谈完浪漫的部分，现在我必须警告一下各位，本书还是描述了惨不忍睹的死亡过程（说不定比第一部还可怕）。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具体？

    在《人鱼之歌》导读里，黄罗先生也稍稍提到关于暴力场面的争议。追本溯源，当初是记者兼文化评论家妲奴塔·基恩访问蓝钦时，蓝钦脱口说道：“现在描述暴力场面最生动露骨的人都是女性，而且她们多半也是女同性恋者，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他自己或许也觉得这句话太过武断，原本希望基恩不要录音，但没有强力坚持，所以基恩当然录了下来。基恩后来在个人博客上提出她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女性在写作中如此残酷地对待同性？如果蓝钦的观察正确，为什么女同性恋者特别如此？还有，为什么女性读者要读这种东西？

    麦克德米德在基恩的博客上留言做了回应，次年又在爱丁堡国际书展上重申相同观点，结果就换来《泰晤士报》的耸动标题，让人几乎以为她跟蓝钦翻脸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至今还经常联袂出席书展活动，麦克德米德是对事不对人的）。麦克德米德指出，其他异性恋男女作家（包括蓝钦自己）都写了很鲜明的暴力场面，所以这跟性倾向根本无关。对同性特别残酷？麦克德米德把自己截至二零零七年的所有作品拿出来做了个受害人统计，结果刚好十二男十二女外加一名变性人（公平到有点不可思议）。而麦克德米德在东尼·希尔系列里对犯罪行为描述得特别仔细，有个明确而合理的解释：东尼就是靠着分析犯罪手法跟特征来做侧写、揣摩犯人的心态变化的，所以那些细节再怎么残虐、令人不适，他都得了解。

    那我们为何要读？

    我找不到针对读者反应所做的研究，但我个人并不特别爱看那些暴力场面，我视之为现实世界令人不快的反映，基于情节需要而存在。在社会版或者历史纪录中，的确有人这样对付自己的同类，这并不只是作家的病态想象。麦克德米德提过，她偶尔会发现自己笔下的情节跟现实重叠，写作《血中之弦》时的经验最令她胆寒。她在初稿中描写有位少女凯莉不幸失踪，警方认为她是自愿逃家，没有积极协助寻找。不久之后，麦克德米德就看到一则新闻：真的有个名叫凯莉的少女失踪了，她母亲抱怨警方不当一回事。麦克德米德觉得这个巧合令人不安，就把小说里的角色改名为“唐娜·杜尔”。她交出书稿以后，编辑建议她交代清楚唐娜最后怎么了，于是她在某天早上补写了关于唐娜结局的段落。结果中午她打开电视新闻，发现真实世界里的凯莉出现了。她的遭遇显然跟小说里的唐娜大同小异。

    为了避免剧透，在此我不能明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麦克德米德很清楚，她的小说在虚构之中反映的是现实的重量。她描写暴力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要透过鲜明到让人目不忍睹的画面，打动我们的感情与良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期待着正义的降临，而她笔下的英雄们，也一定会不辱使命。无论再怎么样身心俱疲，他们还是会咬紧牙关继续战斗，而且永远照规则来，最后竟然还行得通。在这个年代，你很难看到写实小说还保有这种乐观精神了。

    在血污与黑暗之中，麦克德米德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