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完成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2002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亿万人民的期盼中召开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会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中国的农村。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

    接下来，2003年一月六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京召开了。从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会”，因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都开，可是这次“例会”确实又是非同凡响的，它进一步强调要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再是原来的“零打碎敲”，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其锋芒所指显然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会议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指出：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胡锦涛在会上就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了重要讲话；温家宝也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了部署；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

    理性的思维和求实的精神，正在主导中国改革的未来！

    这是中国九亿农民最大的福音！

    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就以2003年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值此新春到来之际，送给中国农民的又一份厚礼，九亿农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对待”终于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诺。文件中的许多规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给农民恢复“国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国农村改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曾经有过的“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党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中国的农村工作赢得重大突破。此次“一号文件”的重现，让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之情。

    2003年三月，世人瞩目的“两会”在京召开，可以说，“三农”问题再次成为这次“两会”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原来只属于学术语言的“黄宗羲定律”，经过新任总理温家宝的转述，走出了书斋，广为人知。“共产党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总理的这句话显示出了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2003年四月三日，温家宝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届中央政府就召开了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行动之快，节奏之快，说干就干，同样让人想到，他在就职当天答记者问时的一段表白：“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他在这个电视电话会议上庄重地宣布：“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这确实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可以认为，这一决策是连续两届政府所关注的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深入并不仅仅体现在试点地域扩大到了全国，更在于此次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