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2月，春寒料峭。应了惊蛰前后雨纷纷的老话。国民党压迫中共上海、南京办事处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周恩来虽然远在延安，但十分关注国统区同志的安危。在得到国民党驱赶中共联络处的消息后，周恩来一方面亲自出面，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对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及四川省委作了紧急指示：1、京沪两地需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这次行动，显欲内战到底，破坏政协无遗。2、这次逐客以地方形式，避免中央出面，我们需逼其负最后破裂之责。

    2月18日，周恩来电示董必武、王炳南、童小鹏，要动员中外舆论，公开揭露蒋介石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人员的阴谋；凡可能从办事处转入地下的工作人员，应尽量派出。坚持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的公开组织国民党不赶不走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中共中央发言人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等媒介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并警告说：“如果国方不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还耍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由国方负责。”

    次日，周恩来又从延安发给驻京办事处董必武、王炳南电报：国民党逼着我们自动撤退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以便把最后破裂的责任加于我方，“我们的方针是坚决保留京、沪、渝联络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之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作最坏打算，即万一京、沪、渝三处人员均被赶走甚至被封闭、被捉起来，我们仍能保持若干据点，进行联络工作。”

    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下手了。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封闭。28日，先是重庆、南京，而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上海办事处，限令于3月5日以前把人员撤退延安。

    黄昏，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闯进上海办事处，占住了那层半地下室的一楼，把电话看住。工作人员都被轰到二楼以上。一个自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对钱之光说：“我们奉上级命令到这里来，从现在起，你们不准出门了。”接着，把一张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快邮代电’递给钱之光。

    钱之光接过最后通牒，当场提出强烈抗议：“你们这样肆意诬蔑、无理驱赶中共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是要对后果负全部责任的。我们的人员名单，没有我党上级的指示，是不能交的。你们既要我们撤退，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如何安排撤退？对你们这样粗暴的做法，我们无法接受。”

    那个军官说：“跟我说这些没有用，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钱之光看情况已到如此地步，没有必要再跟他们交涉，就留下两个人把守一楼楼梯，不让国民党宪警上楼，其他同志都上楼清理和销毁重要文件，处理重要物资，做最坏打算。

    那天，刘昂随董必武外出拜访民主人士，回来时已近午夜，汽车刚到大门口停下，一群特务围上来，气势汹汹地拉开车门，怪声怪气地说：“你们被监视了！”

    董老下了汽车，看到大门已被特务封锁，鄙夷地扫视一下特务，气愤地把帽子一摘，厉声说：“闪开，我们要进去！”办事处人员听说董必武回来了，都围在董必武身边。钱之光简要地把晚上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董必武压制住内心的怒火，从容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要作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就要同他们斗争。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中；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

    按董必武的布置，办事处入员继续清理和销毁文件。最难办的是办事处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黄金。这是从解放区运到蒋管区，作为我们党的活动经费的。本来定于26日转移出去，可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