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需要而公平分配，不得因任何理由而对任何人有所歧视”，并特别指出不得有“政治信仰之歧视”。

    1945年7月21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延安杨家岭成立。由各解放区推选的执行委员有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伍云甫、钱之光、成仿吾、范长江、苏井观、傅连璋、沈其震等15人，董必武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伍云甫为秘书长。此后，各解放区也先后成立了分会及办事机构。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后，经周恩来与行总署蒋廷黻多次会商，议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解总”），直接与联总、行总打交道。从北平军调部调伍云甫和林仲来上海，分别为办事处处长和业务主任，又相继从晋冀豫边区政府调来成润及朱友学、郭正、纪锋（英语翻译）、杨贲等为办事处成员。办公地址设在上海福州路行总总部大楼，后又买下蒲石路沪江别墅4号的一所弄堂，作为办事处人员宿舍。

    众所周知，中国解放区军民在8年抗战中，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伪军之全部。然而，正是因为解放区深处敌后，也正是因为解放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无比坚决，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所以敌人对于解放区的破坏与蹂躏也较之其它地区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战中，解放区被敌伪屠杀了2969269人；被捕壮丁705722人；被烧房间5697122间；损失家畜4940663头；损失粮食278923536石；损失农具7763704件；损失被服17028021件。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有难民2600多万人，约占全国难民4200万人的3/5。中国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破坏损失惨重，根据联总章程，有充分权利接受应得到的援助。

    解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争取联总对解放区救济物资的分配，一是开展黄河归故堵口工程的斗争。当时，蒋介石为发动全面内战，配合他的军事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策划：要使黄河重归故道。这样不仅可以水淹解放区，并且把山东、豫东、苏北等解放区同华北分割开来。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战火迅速蔓延到中原地区。1938年6月9日，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想用黄河之水阻止日军的前进。不过兵书上的办法并不奏效。突然奔腾而下的滔滔黄河之水没能挡住日军，却让黄河改了道，将豫东、皖东、苏北的大片土地变成泽国，1250万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89万人为此而丧生。以后，黄河故道水涸沙淤，河水南移，已成一片平陆。黄河故道两岸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与帮助下，建立新居，翻沙挖土，种植树木。古老的黄河故道，已经变成良田成片，树木成林，生产发展的解放区。漫长的黄河堤坝大部也已破坏，如果在原有堤防未及修复的情况下，黄河突然回归故道，将使解放区蒙受巨大的灾难。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在1月停战令公布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就派人“视察下游黄河河床”，并擅自在黄河花园口段破土动工，计划6月合龙。蒋介石把这件事列为“首要急务”，下令限期堵口，妄图使黄河改归故道，将滔滔洪水引向解放区，配合其军事进攻。解放区政府派出代表在开封、菏泽等地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经艰苦的斗争，于4月15日达成先修复河堤、转移居民、然后堵口放水的《菏泽协议》。黄河归故工程涉及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片耕作土地，涉及到黄河两岸700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周恩来从宣化店回到南京的第5天，得知国民党政府拒绝执行协议，坚持6月底在花园口堵口合龙后，就和晋鲁豫政府代表赵明甫、王笑一等同志在梅园新村作了研究，第二天，带着他们去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