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间屋子和一个小客厅都空空荡荡的，司徒效达的心也空空荡荡的。电视大开着，画面不停地变幻，司徒效达呆呆坐在电视机前，却不知电视里在说什么。开初的新闻还有些印象，似乎说苏联的事，后来全记不住了，耳边响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飞旋的色彩，唯有空虚的感觉是真实的。司徒效达觉着，自己像一片干瘪的蚌肉，正可怜地萎缩在这套房屋构成的巨大蚌壳里。

    自从3天前为老伴方碧薇开过追悼会，司徒效达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明天了，他的明天和老伴的躯体一起化作烟雾，升上了天空。属于他的，除了无休无止的空虚，便是一个个苟延残喘的长夜。人生的壮剧在经过长达67年的演出之后，现在已进入尾声，就要谢幕了。他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老伴已经走了，他和老伴的学生们如今都是成年人了，他们将自己担当起他们要为这个世界担当的责任，再用不着他们为他们操心费神了。

    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学生，花圈堆满灵堂。学生中，年岁最大的已是到知天命之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几岁了。有几个还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哀乐声中，他们一起垂下了头。好多学生都说：“老校长，方老师不在了，我们照应你！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也都是你的儿女。”有两个学生还要接他到家里去住些日子的。他谢绝了，他说，他得静一下，得想想，好好把这一生都想想。

    他的儿子，他和老伴唯一的儿子早已离他远去。现在，他没有儿女，没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权力、家产，他一生的财富就是宝贵的回忆，这财富谁也夺不走，只属于他和老伴。老伴走了，这财富将伴着他度过生命的残余岁月。

    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站在灵堂里，司徒效达就想起了重庆沙坪坝的校礼堂，那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德高望重的校长在讲话，讲民族的危亡，讲国难时代青年的责任，讲得许多流亡学生热泪盈眶。

    就是在那次时局演讲会后，国民政府发起了青年学生从军运动，蒋中正委员长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大后方的高中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纷纷参军，都准备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躯去共赴国难。司徒效达正上大二，他几乎没加考虑，就和许多同学一起，集体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第一批穿上了军装，一个月后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新一军服役。

    这时，缅甸还大部被日军占领着，中缅公路——就是那条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在日军的日夜轰炸中时通时断。司徒效达和同学们无法经中缅公路去印度，就乘了飞机。这是司徒效达第一次，也是后来一生中唯一一次乘飞机。在飞机上，他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到印度下飞机3天后，地面上的营房还在他眼前飘飘乎乎转，闹得同学们都笑他。

    就是在印度认识了方碧薇——今天过世的老伴。那时老伴只19岁，正是女孩子最值得骄傲的年龄。方碧薇在新一军医院当护士，每逢周末总有一大帮中国军官和盟国军官找她跳舞，司徒效达记得很清楚，他正是在盟军顾问处主办的一次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她的。她和他跳了支华尔兹，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躁动，那唯有年轻的生命才可能生发出的躁动。

    他开始给她写信，找她约会——尽管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他还在野外操练中故意摔伤了脚脖子，住进了她的医院。是的，是她的医院。在医院的一周中，他想方设法找寻机会，终于在一个同去散步的晚上，冲动地拥抱了她，带着几分鲁莽吻了她。

    这一吻是历史性的，不论是对他，还是对她。这一吻决定了他们今后注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后来的苦难离他们那个幸福的晚上还很远，他们看不到它的影子，也嗅不到它的气息。两个纯情的中国青年在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