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时的七八点钟，天还没黑下来，夕阳的余辉仍徘徊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久久不愿退去，高楼广厦支撑起的城市上空竟是一片绚丽辉煌。下午下了场暴雨，天很凉快，人民路256号大楼上的住户们，把惯常开着的家门大都关上了。几乎没有谁注意到一个中年公安人员带着两个便衣上楼走进周国镇家门，就连住在一楼楼梯口，开着门的李四民都没注意到。

    看到周国镇之前，李四民正为侄子的事一筹莫展。

    乡下嫡亲侄子狗娃来家3天了，是背着一屁股债和一大包电话消毒器来的。狗娃一来就说，他那卫生材料厂完了，贷款还不了，工资发不出，从他这个厂长到下面合作的伙计都急得要跳楼。实在没办法，几十口子一起出来搞推销，死活得把积压的电话消毒器卖掉，要李四民一家帮着联系卖。

    这让李四民作了难，他们老两口一辈子干车工，干到前年退休，只认识车床和玩车床的工人，不认识一个当官用电话的；女儿、女婿也是工人，一个在80里外的郊区煤矿干掘进，一个在汽车修理厂干保管，都不是办外交的料。李四民又不能说不办，往日狗娃厂子红火时可没忘过他这个做叔的，逢年过节，香油大米老是往城里送，有时还送酒来，他这辈子喝过的几回好酒都是狗娃送来的。

    于是乎，李四民拉下脸皮，陪着狗娃四处跑。但凡熟悉的工厂都去了，电话消毒器没卖掉多少，6元8角一盒的“红塔山”倒搭上了3盒，搞得老伴的脸色很不好看。

    见到周国镇后，李四民突然有了主意，在饭桌上吃着饭就说：

    “狗娃，咱不能这么瞎跑了！咱跑不中用，我是个退休工人，你是个农民，谁会买咱的账？咱得想别的法。”

    狗娃心灰意冷：

    “叔，我没别的法了，送礼给回扣我没钱，我只能凭这张脸皮踹了。”

    李四民道：

    “人家不买咱的账，会买银行的账，刚才和我打招呼的那人就是市银行的周行长，住三楼，咱去找找他，没准事就解决了。他们银行本身就有很多电话，电话消毒器自己可以用，也能叫别人买。”

    狗娃乐了，筷子一摔：

    “嘿，我的叔，你咋早不说？银行行长是大拿，哪个单位敢不买他的账？！走，咱这就去找他，他叫周什么？”

    “叫啥大号咱不知道，反正是行长！”

    女儿玉玲在一旁道：

    “我知道。叫周国镇，是工商银行的行长，听说快下台了。”

    狗娃一听就急了：

    “叔，那咱更得快去，周行长一下台就不好办了！叔，我看这么着吧，我马上出去买点东西，穷归穷，百把二百我还拿得出，买好东西咱就去。”

    玉玲道：

    “我看还是先别去，只怕周行长现在就不当家了，我听楼上白副行长的爱人康姐说，周行长不提前离休也得调走，白副行长马上要提行长，咱要找不如找白副行长。”

    李四民的老伴也插上来道：

    “玉玲说得是，就是周行长不下台，咱也不如找白副行长。白副行长家的小康和咱有来往，早几年玉玲又帮他们两日子带过孩子，这忙他也许会帮。”

    狗娃大有绝处逢生的感觉，忙不迭地说：

    “行，行，我都听你们的，你们说去见谁，我就去见谁！”

    狗娃三口两口把碗里的饭吃完，抬腿就往门外走。

    李四民问：

    “你哪去？”

    狗娃道：

    “去买东西！”

    李四民迟疑了一下，说：

    “烟和酒别买了，‘红塔山’烟还剩7盒，你上回带来的洋河还有两瓶！”

    老伴不高兴了，当着狗娃的面就撂下脸，冲着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