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赏析

    南宋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那么，我以为毛泽东诗词，就更足以称之为史的了。这是因为杜甫的诗，还只不过是以第三者的旁观身份“纪载”客观的史料而已；而毛泽东诗词则是以历史缔造者的身份，直发胸臆，所以它更是历史心态的凸显，于史岂非更为直接。所不同的是，一般诗人正如《乐记》所言，情随政转，遇治世，其音则安以乐；遇乱世，其音则怨以怒。而毛泽东则正因为他于“世”不是第三者记录的身份，而是直接缔造者，所以乱世于他，反更足以激起创世的豪情。这就形成了他为人们所不可企及的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漫主义。这固然是出于他个人的文学涵养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但也源于他作为一个时代必然的领袖人物的胸襟。《清平乐·会昌》便是这样典型的乐章。

    要正确理解这阕词，这里作为标题而特意标出的“会昌”二字，是不宜轻易放过的。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930年至1934年这5年内，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由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都取得了令敌人惊恐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中共临时中央已到达中央苏区，执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排挤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这一套在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贯彻到红军中去，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在红军中又有较深刻的影响，所以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这次反“围剿”也仍然取得了胜利。只有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代之以从苏联硬搬来的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采取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堡垒战，这次不仅没有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反而如毛泽东后来讥笑的“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显然，当时“大国家”是插手了中共中央事务的，这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莫斯科还来电指挥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出发，“在离蒙古近的什么地方寻找个安全地带”可以看出。倒是在中央苏区南线会昌担任掩护的红二十二师，因接受了当时在南线指导工作的毛泽东的意见，改用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则取得了可喜的胜利。这阕词就是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特别是他们背后的“大国家的统治者”而发的。

    词的劈头第一句“东方欲晓”，很见气势。根据毛泽东的理论，“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这里的“东方”并非实指方位，而是借代位处东方的中国。“欲”，希望。“晓”，天亮。希望天亮，意即中国要想革命胜利，下面的话没有在字面上表达出来，却因一“欲”字导向了采用什么方法。然而此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所采用的却是先搬苏联的革命经验，且以老大自居，排斥了毛泽东所创导的中国革命路线，所以毛泽东讥讽他们：“莫道君行早。”

    不错，这里的“君”，一说是毛泽东指自己的。1964年翻译毛泽东诗词的英译者曾问毛泽东，“君”指谁？毛泽东说是他自己天不亮就上山，山很高。但我以为毛泽东在这里只是解释他写此词时的背景。按照现代结构主义的理论，最多也只能说他以此意构成艺术成品。若将这两句直译为，“天快亮了，我一早上山，山上已有战士在训练”。实则实矣，只是于词则索然寡味！是以纵令如此，也还有待于上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