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就要上车时，应该是母亲和康妮说再见的时候了。她们俩也都知道是时候了，但是她们也都知道应该怎样来告别。她们吻别，就像不久就又能见面一样。她们在草坪前站了一小会儿。尽管只有一小会儿，我还是十分欣赏她们两个那种从容的优雅表现。

    飞机爬升很慢，降落时也是十分平缓，以保证机舱内的气压尽可能地逐渐改变。我们必须在格陵兰岛加油，这使得危险无形中增加了两倍。当飞机的轮子接触到日内瓦的跑道时，母亲轻声说：“我们到家了”。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架私人飞机也许是我们体验过的最有用的奢侈品。

    我们在12月20日抵达瑞士。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集中精力准备马上就要到来的圣诞节。我们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时候找一位家庭医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找了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护士，她在色达斯-西奈医疗中心（Cedars-Sinai,美国一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照顾过母亲。我们请她回来并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假期。这对于贝蒂和她的家庭来说，却是个艰难的选择。我记得，贝蒂的丈夫曾经来医院看望我们。从他的眼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决定让贝蒂来这里和我们一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礼物:贝蒂一家把他们圣诞节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我们。

    每天，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亲在“和平之邸”（LaPaisible）的花园里散步。“和平之邸”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龙凤配》之后，我父母搬到了布尔根施托克。布尔根施托克是一个山顶小村，面对着瑞士的卢塞恩镇。我就出生在卢塞恩镇。但是那里寒冷的冬季使得他们很快就打算在日内瓦湖畔另寻一个温度适宜的居所。母亲说，他们当时带了三明治，把暖瓶里倒满茶，乘坐火车从卢塞恩到洛桑去寻找房子，像郊游一样。她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她，那所房子也许要被出售。所以她让车停在房子的不远处，站在车篷下观看。那时正是春天。这所房子是一栋18世纪的农舍，周围有两英亩半的果树。她看到的是满眼的樱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红花绿树之后。

    她记得，看到这座房子，使她有一种蝴蝶在身体内飞舞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乡。我非常感谢那些在她身体内飞舞的蝴蝶，它们使她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望。

    我们家人通常在圣诞节团聚。今年更是这样，因为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母亲不喜欢别人为她花费，她也不喜欢送别人华而不实的礼物。她通常会挑一些像铅笔、橡皮、信笺这样的小东西。有一次我送给她一个带香味的蜡烛和一种有特殊香味的洗发水，她非常喜欢。因为母亲不能进食，她只能呆在楼上休息。我们决定取消圣诞大餐，可是弟弟卢卡坚持要维持节日的传统。而母亲也坚持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感觉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累赘和负担。

    在我们开始上学时，母亲就停止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她拍片期间，只有进行很远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认为，拍一部电影要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分离时间太长了。因此她决定暂时停止工作来陪伴我们。她说，如果她当时选择继续工作，将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她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今后我们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她常常说很高兴没有过度挥霍自己的形象，因为当她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后，公众仍然对她感兴趣。

    因此，媒体对她正在干什么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国家看到的和学到的都很感兴趣。最令我们着迷的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别的或者就应该被关注的人，尽管她已经并且正在受到关注。我妻子曾经陪伴她去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宴会。我妻子形象地说，母亲面对几百名商人和女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