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医院位于约克大道和六十八街，出租车停在急诊室入口。柜台后的护士告诉我伊莱恩·马德尔的手术已经结束，正转到加护小组去，她指着病房图告诉我到加护病房怎么走。

    加护病房的护士说院方只允许近亲探病，我只好告诉她说这个病人没有家人，我大概是她最亲近的人。护士问我们两人是什么关系，我回答是朋友，然后她问我们是不是亲密的朋友，我说是，亲密的朋友。于是她在卡片上写上我的名字，并作了标记。

    她带我到等候室，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抽着烟读着杂志等待他们心爱的人死亡。我翻开《运动画刊》，一个字也看不下，只是出于习惯往后翻。

    不久之后医师走进等候室，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他便把我带到走廊。他看起来很年轻，但发稍已掺杂不少白发。

    他说：“这个案例很复杂，实在不知该怎么说。”

    “她撑得下去吗？”

    “刚才的手术大概作了四个钟头，已经不知道给她输了多少血。她被送来时，失血相当严重，内出血情况更是危急。她现在仍在持续失血，我们也在继续为她输血。”他握住双手，不时扭着手术服，我想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动作。

    他又说：“我们必须移摘她的脾脏，没有脾脏还是可以活，许多人都是这样。不过她全身都遭到严重创伤，肾脏几乎失去功能，肝脏受损——”

    他一一列举出伊莱恩身体各处受到的创伤，我大概只听进其中一半、所能了解的只是些枝微末节。接着他又说：“我们替她插了管子，接上呼吸器，她的肺已经没有用了，这就是所谓‘成人呼吸衰竭症候群’，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遭到事故的患者身上，我是说，交通事故，他们的肺就此失去任何功能。”

    还有许多专业的细节，不是我能了解的。我只能问情况究竟有多糟。

    “嗯，很糟。”然后他告诉我所有可能出错的状况。我问他我能不能见她一面。

    “只能给你几分钟时间，”他说，“我们给她注射了镇静剂，而且我也说过，她身上接着呼吸器以维持她的呼吸。”他带我走到加护病房，“看到她的样子，你可能会吓一跳。”

    房间里摆满各种仪器，到处悬挂着大小管子。仪表上数字闪动，机器发出哔哔声，指针则不停跳动。她被掩埋在其中，看来仿佛已经死了，皮肤像白腊，脸色糟透了。

    我又重复了先前的问题，“她撑得下去吗？”

    他没有回答，我抬头一看，他已不见踪影，房里里只剩我和伊莱恩两人。我很想伸手去摸摸她，却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违反规定，我只好站在那儿不动。这时护士进来检查仪器，她告诉我只能停留几分钟，“你可以和她说话。”她说。

    “她听得到吗？”

    “我想即使在昏迷中，还是可以听到。”她离去后，我又在房里待了十分钟左右，说了一些话，但连自己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

    然后又进来一个护士，说必须请我离开，我可以留在等候室，如果病人情况有变化，他们会通知我。

    我问她预期会有什么变化。

    她没明确答复。“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出错，”她说，“像她这种情况，他用各种方法伤害她。我告诉你，我们住的这城市——”

    不是城市，伤害她的不是城市，而是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可能出现在任何城市。

    乔·德金也到了等候室。我进去时，他立刻站起来。他早上还没刮胡子，身上穿的衣服好象被穿着睡过觉。

    他询问她的情况。

    “不好。”我说，“她没有说什么？”

    “她躺在那儿，没有知觉。鼻子里插了管子通到喉咙，不方便说话。”

    “他们也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