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负责，也不在他的管区内，但是他一定能够查出是谁负责侦办此案，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伊丽莎白·斯卡德遭到杀害的案子，绝对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切，因为这场屠杀不但血腥、残酷，而且还有性虐待。受害者年纪轻，是白种人，有社会地位，并且又很上镜。

    而我提供这个线索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案子不同于前两个，各方都不可能容许这个案子被当成自杀或家庭纠纷而草草结案。鉴识小组一定会在现场仔细搜寻，所有发现的任何物证，都会被认真地测量、拍照，以及装袋装瓶，准备进行化验。如果他留下指纹，就绝对逃不过鉴识人员的手掌心。要真是这样，那么现在警方一定已经知道这指纹是谁的。只要他留下丁点线索，那就绝对逃不掉了。

    有否有精液？指甲内的皮肤组织？或是身体上任何足以进行DNA比对的物质？

    然而这类证物不像指纹，可以用电脑中的资料轻易核对。要进行DNA比对必须把犯人收押后取样本加以对照。如果，他在现场留下精液或皮肤，也必须经过这种程序才能找出凶手的身份。先得抓到他，法医才能证实这些物证出自他身上，进而将绳索套在他脖子上。

    当然，所谓绳索只是抽象的比喻，纽约州的法律没有绞刑，更不能像古代一样将他活煮。监禁是允许的，甚至可能判无期徒刑，有时终生监禁会缩短为七年或是更少，但我想他们一定会把莫特利关久一些。上一次他原本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期竟延长为十二年。如果这次能把他定罪，那么他可能得要死在监狱里了。

    即使莫特利在案发当时确实在现场，鉴识小组也找到符合其DNA的物证，再加上其他精密的法医检验，仍然难以把他定罪。尤其是当被告聘请专家来为其辩护，指责检方的专家一派胡言时，陪审团根本无法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被告是受害者的男友，他双手沾满鲜血并在被害者的卧室中当场被捕，那么经过DNA比对，才能算是罪证确凿。但相反的，如果被害者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只是姓氏与那位十年前送被告入狱的警察相同，那么上述证物的重要性会大打折扣。

    虽然我实在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但最后我还是拨了电话给德金。他不在家。

    我没有留下名字或任何留言。

    大约十一点三十分我离开旅馆，打算参加法尔赛的午间聚会，这是西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那个聚会团体的名称。我没有到那里去。

    走路已经不像昨天那般辛苦，我的身体依旧僵硬，仍然感到相当疼痛，但是肌肉已经不再那么紧张，也不再容易感到疲累。今天暖和多了，没有冷风，湿气也不重，一般人都会说是个踢足球的好天气。穿上冬衣似乎太热，但是凉爽的温度又会让人想随身放一瓶威士忌。

    我沿着第八街慢慢踱步，向南而非向北，朝城中心方向走去。来到了托妮住处，我低头注视着她落下的地点，然后又抬头仰望莫特利把托妮推出的窗台。我心中不时有个声音浮现，告诉我托妮的死都是我的错。

    那声音说的没错。

    我绕着大楼走一圈，然后又回到原点，就像我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我凝视着托妮的窗口，猜想她当时是否明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莫特利会告诉她，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的女人之一而遭到这种处罚，由于莫特利总是称呼我的姓氏，所以或许他向托妮提到我时，也只说出我的姓氏而非全名。

    但托妮知道我姓什么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就跟我先前也不知道她姓什么一样。她因为我遭到杀身之祸，很可能到临死之前，都还不知道这个凶手说的究竟是谁。

    这件事其实并不重要。当时她遭受痛苦与恐惧的双重折磨，想要弄清楚凶手动机可能是层次最低且最后才想到的一种情绪吧。

    伊丽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