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都出于疏忽，结果货车损失一扇门、骑车的女孩则手臂骨折外加断两颗牙齿。即使律师尚未提出三百万赔偿金，女孩也的确应当获得补偿。就此看来，诺伊多夫或许也该得到些许报酬。民事及刑事诉讼中那些有经验的证人总是拿得到报酬，所谓有经验的证人就是包括心理学家及法医等专家，原被告双方总是各自请来一批这类人物互相辩驳。既然如此，为何不能也付钱给目击证人？何不来个人人有份？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办妥诺伊多夫这边的事，回到可靠侦探社办公室写报告。匿名戒酒协会的办公室也设在佛拉蒂隆大楼中，所以我离开可靠侦探社时又顺便去协会帮忙接听了一个钟头电话。人们不停往这里打电话，外地游客打电话来询问聚会情况、怀疑自己戒酒方式的酒醉者、刚离开宴会的家伙找寻解酒妙方，还有一些戒酒意志力不够坚强的人打电话来找人诉苦云云。协会有许多义务工作者专门负责接听这些电话，我们的任务当然比不上警察局119勤务中心或自杀防治专线紧张刺激，但这纯粹是一种帮助大家远离酒精，保持清醒的服务工作。我想提供这项服务的人大概再也不会醉酒。

    我在百老汇大道上一家泰式餐厅吃过晚餐，六点半在哥伦布圆环咖啡屋与里奇·格尔曼见面。我们一起喝咖啡还不到十分钟，托妮急急忙忙跑来，为她迟到一事不停地道歉。后来我们一起去搭地铁再换一趟车，在BMT线牙买加大道和一百二一街那一站下车。此地位于皇后区，称为里士满希尔，是个不错的去处。在杂货店问完路走了六个街口，我们终于到了一座基督教路德教教堂，那儿宽广的地下室放置了四五十张椅子、几张桌子，还有一座演讲用的诵经台。一张桌上放了咖啡及热水，方便大家泡茶或冲泡速溶的无咖啡因饮料，还有一个碟子盛满葡萄干燕麦饼，另一张桌子上则放着一些文件。

    纽约地区戒酒协会的聚会基本上有两种。讨论会通常由一位主讲者做二十分钟左右的演讲，然后大家进行开放式讨论。而在演讲会中，整个聚会是由二至三位演讲人讲自己的故事。里士满希尔这儿每星期二都举办演讲会，这天晚上我们三人就是演讲者。整个纽约的戒酒团体都会派人去其他团体演说，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在听同一批人讲相同的故事，这事就更无聊乏味了。

    老实说，这活动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时更胜于去嘻笑打斗的酒吧泡一整晚。戒酒聚会演讲时，一般都是告诉听众自己的昨日种种、发生何事之后又如何造就今日的自己。绝大多数人的故事，总有一段相当悲凄的情节，毕竟没有人会在愉快的心情下决定戒酒。不过，再悲惨的故事里有时也会有些有趣的插曲，而当晚在里士满希尔就是这样。

    托妮首先上场。她的前夫是个不知节制的赌徒，曾经在扑克牌赌局中把托妮当作赌注输给别人，数个月后才将她赢回来。其实这种故事我以前也听过，不过这次由托妮说来却格外趣味盎然。她整场演说中笑场不断，我想一定是她所带动的气氛有传染性，因为后来轮到我上场时，竟不知不觉从自己刚出道担任巡逻警察说到后来当上侦探，当中许多有趣的情节连我自己都已经好几年未曾回想过。

    里奇最后的演说终结了这一个小时。他在神不知鬼不觉的酗酒中经营了一家公关公司，其中有些相当精采的故事。连续数年他每天早上都在贝厄德街一家中国快餐厅开始他的第一杯酒。“我走出地下铁，在吧台上放张五元纸币，喝杯纯的双份威士忌，这才再回到地铁坐车去上班。我和那餐厅吧台的人从不交谈。我知道自己在那儿绝对安全，因为他们能知道些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告诉谁呢？”

    演讲结束后，我们一起享用咖啡和饼干，然后搭一位会员便车去地铁站。我们坐车到曼哈顿的上城再回哥伦布圆环，时间已超过十一点了，托妮觉得饿，问我们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