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上午，我跟往常一样比克里克（FrancisCrick）早到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dishLaboratory）。这么早来是有理由的，我知道我们即将解开在当时鲜为人知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不过我并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来到。DNA并非问世已久的分子，但当时克里克和我就已明白，它掌握着解开生物本质的重要关键。DNA储存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掌管极度复杂的细胞世界。我们希望找出它的三维立体结构，得以一窥克里克所谓的“生命的秘密”——克里克此言虽然带点打趣的味道，可也是认真的。

    我们已经知道DNA分子是由基本单位核苷酸（ide）组成的多重线状聚合物，核苷酸有四种形式：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与胞嘧啶（C）。前一天，我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用纸板制作这些构造成分的图样，在这个安静又没人打扰的星期六早上，我把这些3D拼图挪来挪去，试着拼凑出全貌。

    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我很快就发现，有一种简单的配对法搭配得恰到好处：A和T配对，G和C配对。

    这就是答案了吗？这个分子的两条链是否由A-T与G-C配对而成？这种配对方式简单而完美，几乎可以确定不会有误。但是我过去犯过错，最好还是别兴奋过头，它还得通过克里克严格的检视才行。

    我焦急地等待，后来证明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克里克一眼就看出我的配对法隐含双螺旋结构，由两条方向相反的分子链组成。从这两条弯曲互补的螺旋来看，有关DNA及其特性的一切事实都有了合理的解释，简直茅塞顿开。最重要的，此分子结构立即对“遗传信息的储存方式和复制方式”这两道生物学上存在已久的难题，给出可能的答案。即便如此，后来我们到常去的鹰吧（EaglePub）用午餐，听到克里克扬言我们已经发现“生命的秘密”时，我还是觉得颇有夸耀之嫌，特别是在性格比较含蓄的英国人面前。

    不过，克里克是对的。我们的发现平息了自古以来的争论：生命的本质是奥妙神秘不可捉摸，还是像自然科学课上的化学反应一样，只是物理和化学作用下的产物？细胞的生命是否源自神圣力量的运作？双螺旋断然指出，答案是否定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了所有生命的相互关连，让我们得以从唯物主义与物理化学的观点，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后半叶，生物学家施旺（TheodorSn）和巴斯德（LouisPasteur）的突破性发现也是一大进展。腐肉不会自然生蛆，而是由我们熟悉的生物媒介与其作用造成的——这个例子中的媒介是产卵的苍蝇。他们的发现推翻了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geion）。

    尽管有这些进展，各式各样的生机论（vitalism）仍历久不衰。生机论认为，物理化学作用无法解释生命及其作用。许多生物学家不愿意接受自然选择为生物谱系进化惟一的决定因子，反而以含糊不清、主宰万物的神灵力量来解释物种之适应结果。物理学家则习于处理单纯、简化的世界——由一些粒子和力主宰的世界——他们发现混乱复杂的生物学令人费解。他们的看法是，细胞的基本作用，亦即主宰生命的基本原理，或许远超过我们所熟知的物理和化学定律。这就是双螺旋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将启蒙运动在唯物论思想上的革命带入细胞层次。从哥白尼推翻人类是宇宙中心的说法，到达尔文坚持人类只不过是改造后的猴子，这场智识之旅的焦点终于来到生命的本质上。其实这不足为奇。双螺旋是一种优美的结构，但它的讯息却非常平凡：生命不过就是一种化学作用。

    我和克里克很快就体会到我们的发现在思想意义上的重要性，但我们怎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