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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赵顼的确很赞赏这个想法。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石越似乎另有一套理论。赵顼想起了那天石越与司马光在他面前的辩论……

    “陛下,这是亡国之策!”司马光毫不留情。

    “臣却以为这是大宋真正繁荣必须付出的投资。”石越虽然针锋相对,但是语气却很平和。他似乎不愿意激怒司马光。

    “隋炀帝倒是为大唐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所谓‘为王前驱’,便指今日之事。国库每年的收入,折算成缗钱约合六千万到七千万贯,但开支惊人,尽管陛下即位以来开源节流,总算每年收支相抵后还略有盈余,但每年节余不过几百万贯。万一边防告警、旱涝灾害,这点钱根本不够用。若按此议,所有节余全部花掉尚且不足。若只是一年,还可以勉强支撑,但这短则五年,长则一百年,国库如何承担得起?休说祖训不得加税,就算想加税,百姓负担已经很重,也实是不能再加了。且修路开河,是强征劳役,还是雇役?强征劳役有官逼民反之虞,陈胜吴广之事,指日可待!若是雇役,国库又从哪里去找钱?朝廷处处要用钱,臣以为这等事情,不如留待后世去做。”

    但石越却有他的一套说法:“臣以为并非如此。譬如第一年投入八百万贯,其中三百万贯的移民费用虽暂时没有回报,却也没有白白花掉。不过是朝廷将取自百姓的三百万贯,又还给了百姓。这笔钱迟早能收回。而修路的五百万贯,臣以为绝不可以强征民夫,而应当雇役——如此至少有十万农夫从中获益,若整个工程只在农闲时进行的话,便有十万人增加了一笔额外收入;此外还有供给原料的许多作坊,也会从中获益。可以说朝廷是用这种形式,将五百万贯税收还给了百姓,而且还修葺了一条从汴京至广州的官道——百姓多了余钱,可以用来从事生产,或者购买货物,间接又可以提高朝廷的税收。而官道的修葺可以节省许多的运输开支,加强京师与湖广的联系,不仅朝廷,包括百姓,都可以从中获利……所以,臣以为不可一概而论,克剥百姓自然会导致亡国,但若朝廷采用一种温和而宽厚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工程,结果绝不相同……”

    石越的这种经济思想,无论是赵顼与司马光,都是闻所未闻的。赵顼亦觉得他说的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沉思良久,才问道:“那应当如何去计算这笔钱投入进去之后,间接又能给朝廷带来多少收益呢?”

    这么不经意地一问,却把石越问倒了。石越显然没有料到皇帝会问这个问题,想了半晌,还是老实地摇头道:“预测这笔投入带来的效应,给国库的税收带来多少增长,臣暂时还无力做到。可能需要进行许多的统计、分析、计算,才可能做一些大概的预测。但它能带来一系列好处,却是肯定的。”

    这显然不能够说服人,赵顼沉默良久,终是摇头道:“此事关系太大,还是要慎重。”

    “陛下英明。”不知道是因为石越并不是想要强征民夫修路,还是石越的经济新思维对他有一些触动,语气之中,司马光已经明显带了几分善意,“臣以为这样的大事,还是应当权衡利弊。最重要的,还是量力而为。”

    石越默然无语,他心里依然相信,要从根本上解决宋朝一系列社会问题,要么就要凭借发达的工商业吸纳大量的贫民与客户,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但在没有近代工业之前,只能一面鼓励传统工商业发展,一面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农业开垦来多管齐下。若没有新的土地去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任何一切变革,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除非他要徒劳无功地去学王安石方田均税,向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挑战;或者去美洲找回高产作物种子,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的财富!湖广地区本是历史留给宋朝最好的礼物。在耐寒高产作物出现之前,这里几乎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处女地。而最妙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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