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河，一直与一片厚厚的云层相伴随。

    大河应该感谢云层：长久掩荫，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干涸。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产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云影，不知道在你的云影之外是否还有更辽阔的天宇？

    ——这是一种比喻。大河，比喻中国文化；云层，比喻科举制度。

    自从建立科举，中国文化就与它大规模地亲密往来，后来它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没有回来；多少文人终于返回，魂魄还在考场；多少笔墨受它熏陶，变成强大遗传……

    学术界在研究文化传承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目光集中投向学说、学派、潮流、人物。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个大国的行政力量就会转化成空间力量、时间力量和社会心理力量，使文化传承成为铁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企图成为制度的文化主张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第一项，应该是秦始皇定下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制度：“书同文。”汉武帝也想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但他毕生戎马倥偬，缺少实际执行的可能，结果只是成了一种倡导而已。真正成为一种庞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国、行之千年的，便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人类奇迹。世界上那么多伟大的古文明为什么都一一灭亡？除了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些原因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原因：辽阔的领土缺少大量管理者。在一代开国雄主萎谢之后，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对此，中国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从公元六世纪末开创的科举制度，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各级官吏，时间、地点、程序、内容、法禁都严格规定，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这在宏观上创造了两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国虽大，却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批官吏资源管理各方，使中华文明始终未因彻底失序而溃散；第二，普及了一种“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识，而范围又没有太多限制，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崇尚文化的气氛。

    当然，负面效果也是巨大的。例如，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成了官场的附庸，两者密不可分。结果，文化的创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学能力被大幅度取消。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文人中造就了一种“科举人格”，习惯于忍耐、苦熬、投机、巴结、矫情，满口道义却远离道义，你死我活却貌似斯文，等等。

    中国千余年的文风、文气、文脉，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举制度所左右。影响之深，可谓深入骨髓，于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万不可躲过科举制度。

    让我们先回到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那几年。

    在那儿，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一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出于何人之口？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

    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