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小说里的某人，

    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

    两日后，妈妈来了。她还是尽量绕着人走，但当有人蹭到她时，她便说：“好了，我儿子也死了，我谁也不欠。”她看到我，从包里取出各式饮料和一大包烤翅，“孩子你说得对，赚钱就是为了吃。”但她无法将它们塞过来。她像到饭店消费一样招手，来了一位看守，她对他说：“将这些给我儿子。”

    “对不起，所有寄送物品都需要统一登记。”

    “麻烦你帮我去登记一下。”

    “需要你自己去。”

    她委屈地将烤翅塞进包里：“你要想吃燕窝熊掌，妈也去办。妈没有你，多少钱也没用了。”

    “省着点吧，你还要生活，还要找老公，收养小孩。”我说得绝情，但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妈妈的眼泪像喷泉般飞溅而出，这是我头一次见人这样哭。她偏过头，说：“我一定把你捞出来。”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再说什么。我觉得她是条牛，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把月的时间她变得如此固执，可能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自信自己占据了道理吧。“你等着。”她说，提起包大踏步走了，走上五六米，转过身又说，“你看你瘦得可怜。”

    没过两天，妈妈又来了，陪同的是一位秃顶矮个律师。妈妈说：“我不懂，你跟我孩子说。”他便说：“是这样的，我们想替你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但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不上诉。”

    “这是你的权利，干吗不享受？”

    “我知道。”

    “我姓李，大家都知道李律师曾经将三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过。”

    “我知道，但是没必要。”

    妈妈的手一直在捶打玻璃，听到这里忽而头也撞过来。我看见她的眼睛、鼻子、口腔极其扭曲地抽回去，又冲过来。“我只需要你的配合。”她吼道。我马上点头，“好，好。”可一回牢房我就后悔了，就像小说里的某人，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但我不能对妈妈说我想死，我说不出口。

    此后律师和母亲总是风尘仆仆地来，又风尘仆仆地去，连寒暄的工夫也省了。就像我是皇帝，他们是忠心耿耿的臣仆。有一天，律师取出一份五年前由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我表示没这回事。“你看，连医生的证明都有。”律师取出与主治医生的谈话笔录，上边写着：问：这个诊断书是不是你写的？

    答：是我写的。

    问：属实？

    答：是我签的字。

    我说：“我没有在人民医院看过病。”他恼恨地用手指敲案台。我便明白了。“现在开始，你给我听着，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然后我就什么都答是。这样我就拥有了需要主动记忆的历史。律师看起来很满意，不过走前还是问：“你能说出你为什么被送到医院么？”我张口结舌。他便恨铁不成钢地说：“是寒假路过夜宵摊时被人用砖头敲了。”

    “是这样的。”

    “你要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创伤。”

    说实在的，这是个死局，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但律师却开列出整整五条突围路线，好像死倒是最不可能的事。其一，寻求司法精神鉴定；其二，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其三，改年龄；其四，死咬没有强奸意图；其五，强调有自首情节。

    “我没有自首。”我说。

    “你有，”律师斩钉截铁地说，“被捕时是你主动找到警察的；被捕前你曾用三张人民币抓阄，其中有一条便是自首，说明你有自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