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作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边写着：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

    他看着我看它，说：“这只是一个普通身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问我是否也来一根。我默然接过，他凑过来点火。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一个点火的人被囚犯用手铐勒住咽喉，成为人质。打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便一直耐心地打。我因此对他的印象好了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有着一种近乎数学的美，和由美带来的妥帖，它需要一个值得托付的知音来听。我觉得他只要听就可以了。

    他从包内翻出一堆活页材料，蘸着口水翻，看见有红笔做过记录的，便抽出放在一边。他一直这样忙活着。我孤独地抽着烟。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它的味道竟是这样的，有些粪气，我像喝了很多劣质啤酒，脑子晕晕沉沉。阳光这时从窗外大把射入，我在狱中曾无数次渴望它，现在却感觉身体又热又痒。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将材料在桌面上抖齐。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将左手五指拢在一起（就像要捏住一只蚊子），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觉得对话关系被破坏了。他说得没错，但这是没有任何营养的正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显摆一下学问。他的声音像老绵羊，透露出让人温暖的阴柔，长相也和善，他本可以充当好一个聆听角色的。

    他果然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故事，他捉笔快速记录。在我停止讲述的空隙里，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就像在推算一道算术题。我看到他这样就像要得出答案了，便蔑视得不行。他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存在过多记忆。此后我顺应他回溯了短短的一生，我何时回到父母身边，何时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之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增长、缠绕而走到临界点。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