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你要获得什么你就去奖励什么。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文人，但他把湘军治理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方法很简单，他认为农民出来卖命打仗无外乎是为了升官发财，对想当官的人：打小胜仗当小官，打大胜仗当大官；对想发财的人：打小胜仗发小财，打大胜仗发大财。把打仗的胜负与士兵的升官发财联系在一起，这就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

    如果你以为曾国藩就是这样带军，那可大错特错了，他如此宽松的利诱是以严明的军纪为前提的。曾国藩认为，行军作战最忌讳的就是统兵不能服众，指挥不灵，而士卒则不听号令，敢于犯上，这样的军队遇上劲敌，自然要作鸟兽散，没有强悍的战斗力。因此，他以“仁礼”、“忠信”为指导，力主“辨等明威”、“尊上而知礼”，即严格等级制度，明确上下名分和尊卑贵贱。强调上可治下，下不得犯上，尤其主张治军要严，要做到“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拒，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曾国藩认为只有治军严明，“振之凶猛”，使士兵“以敬畏长官为第一义”，才能在战争中保证军令的服从。

    如果只有宽而没有严，只有赏而没有罚，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安全必然受到威胁。

    春秋时期郑国的公孙乔是当时一位极其有名气的革新派的政治家。

    他在郑国执政数十年，能注意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守旧势力，表彰“忠俭”，反对“奢侈”，改革田制和兵赋制度，公布刑法条文，限制特权整肃政纪，使得小小的郑国，国力从此大为增强，国威也由此颇有提高。

    子产实行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宽猛相济”的策略。子产的政绩，很得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极力称赞。

    子产在自己临终前安排后事的时候对儿子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必然由你执政。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够用宽大来使老百姓服从。火性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这样就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看起来较懦弱，百姓因此轻慢而玩弄它，因此到最后淹死的人就非常多，所以为政过于宽大不可取。”

    在子产死了之后，子太叔就上台进行执政，不忍心严厉而力行宽大。到最后，郑国盗贼越来越多，经常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里作乱。

    在这个时候，子太叔就感到很是后悔。“我要是早听子产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因此，他发兵围剿，把盗贼全都给杀了，这样才使得作乱有所收敛。

    子太叔宽在先，使得百姓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严格围剿，又还了百姓一个安宁的环境。如果他事先注意吸取子产的话调和好宽严的关系就好了。有的管理者就非常注意知道如何用好两者的关系。

    南宋理宗时，在衢州江山县有一伙人想占山为寇，且已商量好了暴动起兵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使人想不到的是，传递消息的人被官府抓住了。知州陈埙在详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便打定了主意。

    他在此地按兵不动，派人送肉送酒给准备当草寇的人，而且还带口信说：“你们不好好做良民而做起了草寇，不去耕田而舞刀弄枪。这样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吗？如今送些酒肉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各自珍重。如不听劝告，本官只有杀无赦了。”

    这些准备闹事的人在得知密谋已泄，官府有了准备之后，便纷纷前去自首。

    紧接着，陈埙又下令：凡献出兵器的自首者全部予以重赏。因此，没过多久投靠官府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陈埙没发一兵一卒，就轻松而又顺利地平息了这场即将发动的暴动。

    宽猛相济不仅要把握好实施的时机问题，在实施对象上也在把握准确。对于该严的人要严，对于该宽的人也要宽。这才有利于人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