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人，——例如孔乙己；他更在《一件小事》中正面宣示了人性的伟大。而此所谓"人性"也就是他后来明白指出的无产阶级的人性。

    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一样，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性的恢复）不同于西欧的旧人道主义，当然更不同于流俗的所谓人道主义；用高尔基的话，这就是在充分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庄严，人的力量"之下建成了新一代人的教养和成长。鲁迅曾说到的"改革国民性"，也可作如是解。高尔基不止一次说及旧社会制度在人性上所留的污点，而且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会比人性的改革易见速效，因而强调了文艺在改革人性这方面的任务。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两地书》）说到的“改革国民性"，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意义，岂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基本的前提。

    正因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进化论而外，还有他的人道主义，而这又成为他那时控诉"人吃人"社会制度的立场，故而他的前期作品（小说）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岂不相同，而应当和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相比较；也就是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二

    《呐喊》和《彷徨》共收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又中篇小说一，《阿Q正传》。这些都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作品。《故事新编》共收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三篇写于一九二七年以前。《呐喊》和《彷徨》的二十五篇（连《阿Q正传》在内）主要是批判"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从作品的时代背景说，则上起辛亥革命下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夕。《故事新编》从古代采取题材，"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免信口开河。……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语）在这里，批判的范围较之前二书为广阔，而且时时闪烁着"积极的（动的）浪漫主义"的光芒。

    《呐喊》之后，继以《彷徨》，而《彷徨》卷头又采用了《离骚》的句子：“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这两本集子的题名和卷头词的借用《离骚》中的这四句，颇可看出鲁迅当时的心情和意念。"求索"的结果呢，若干年后他自己说了：“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无庸讳言，在《呐喊》等三书中，还没有新兴阶级的典型出现；并且，如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反映现在并须指示未来，不但要描写和批判"将死的"，并须描写"方生的"——旧社会胎内的新社会的萌芽，不但要从今天还是烜赫异常的旧势力看出它必不可免的覆败，并且还须从今天尚居于劣势的或尚在潜伏状态的新兴力量指出它的一定胜利，那么，《呐喊》和《彷徨》与其把它们归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名下，毋宁把它们归入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罢？而且这样做，也未必对于鲁迅的光荣有所损罢？

    这是问题的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虽仅止于批判现实，而他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仍有本质上的不同。巴尔扎克他们是据过去以批判现实，他们所神往的理想已不存在；巴尔扎克所向往的是王政，狄更司的是产业革命以前自足自给的农村生活，托尔斯泰的则是原始基督精神的教区治下农民的生活。鲁迅对于过去却一无所取。他对于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亦无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