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决定和谈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作战略调整。

    1951年5月下旬，正是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作出了一项似乎反逻辑的决策：将正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未参加）召集回国，汇报战况。

    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批出国赴朝作战的军队的首长，个顶个都是扛硬活的。

    撇下激烈战事不管，将正在朝鲜战场作战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召集到后方商谈，不管是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且，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就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当口，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也曾干过诸这样的事儿。他放下战事不管，召集将领们到远在日本的东京开会，商讨战事，被将领们恨得牙根直痒痒——是啊，前方快要崩盘了，后方却在开什么鸟会，等会开完，黄花菜都凉了。甚至连小报记者都笑话，称“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会议”。

    战略家毛泽东这么干，他到底怎么了？

    形式相似，内核不同。

    其实是毛泽东感到，仗打到这个份上，战局出乎预料（第三、第四次战役），该进行战略调整了。

    战略比战术更重要。

    思路比操作更重要。

    这，正是毛泽东这么决策的原因之所在。

    调整战略，怎么调整？

    毛泽东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这样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

    方法，人们不是大谈特谈方法吗？

    毛泽东，就是方法论大师，他的方法简便易行，常有奇效。

    没有办法亲赴朝鲜战场，他就让在朝鲜战场上的人回国，听他们直接汇报。

    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一点战事。

    5月底的一天，晚饭后，吴瑞林接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电话，称“毛主席要接见你”。吴瑞林一听要见毛泽东，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毛泽东不喜欢客套，很少迎送部下。但当吴瑞林到达时，毛泽东却站在门口迎候这个大功臣。

    毛泽东先关心地询问吴瑞林在战场上累得吐血的事情，吴瑞林回答：“突破三八线时，我坐着担架，指挥战斗。”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毛泽东：过鸭绿江，一夜之间，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30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呢？

    吴瑞林：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三天地形（看，同样也是采取调查研究），最后拿出了招法。

    快速沿铁路线走。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行慢，他们就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问题，步兵四路纵队通过也没问题。

    如何过江？方法是水下架桥。除走鸭绿江大桥过江，他们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急造公路，伪装得看不出，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甚至可以防空袭。

    毛泽东：不管仗打得多凶，你始终保持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一防敌空降，二防敌从海上偷袭，三用来补漏。

    毛泽东：预备队，好。

    毛泽东：你军单独在东线执行任务，任务很重，你还建议留一个梯队师守熙川以南的妙香山，这是为什么？

    吴瑞林说：那是一个节点，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