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给了一部分人利用分工对于他人进行剥削和统治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监督，管理者便会将职权变成特权，对社会造成危害。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稷存亡，君主废立全在民心的向背，天子之所以为天子，不是因为他有势力，而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君主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他的行动危害社稷，引起民众的不满之时，就应该更换。民贵当然不是说民比君更尊贵，而是封建社会思想家看到民众地位的重要性，对人民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肯定。

    他还认为君臣之间不应该仅仅是臣服从于君，而应该相互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宋明以后的儒者主张“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反映了专制主义不断强化之后，君权的恶性膨胀和臣地位的下降。但孟子时代儒家还是生气勃勃的，敢于向君主要求尊重，而且认为君如不尊重臣，臣有权不尊重他，直至把他看作仇敌。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儒家来说，伐纣有一个以下犯上的问题。孔子心中这个疙瘩解不开，所以在听周武王的乐曲时说它“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但孟子比孔子开明得多，他认为处死纣这样的君是正义的，不算以下犯上，不能说弑君，因为他已够不上君，只是一个匹夫。“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君主制时代，这是非常解放的思想，无怪乎暴君们不能容忍。大搞君主专制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反对元朝统治时，从来没有对孟子“民贵君轻”，“诛一夫纣”等等提出异议。可是当上皇帝之后，感到这些言论对自己不利，态度大变，于是咒骂孟子说：“这老东西如活到今天，我饶不了他！”按他的本意，《孟子》是应该废止的，但是尊孟的传统已历数百年，废止是不合适的，他于是命人删去《孟子》中85章这类文字，占全书的1/3，搞成一个所谓《孟子节文》，颁行天下。许多年中，人们只能读《节文》而不能读《孟子》。直到永乐年间方才重新恢复《孟子》的地位。

    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另一贡献是他的性善论。儒家教人修养道德，为善不为恶，但是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呢？孔子对此没给正面答复，他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似乎没有真正解决性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孟子大大前进一步，他把善和人性联系在一起，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中本来存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仁义礼智，这是人和禽兽的根本区别。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四种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是不用学习和思虑便有的“良知良能”。所谓仁义礼智就是人的天赋道德情感，人的良心。能扩充四种感情，古人称为“四端”，就可以把仁义礼智做成极大的事业，可以侍奉父母，保全四海。如不扩充四种感情，甚至反而戕害它们，那么人就会丧失善性——人性，而成为禽兽。孟子夸大了人的道德良心，以为它是天赋的，其实它是一定社会组织中的人，由于学习、实践道德规范，在内心逐步培养起来的。当然，良心决不等于人所学习的道德规范相加之和，从学习实践道德规范到良心的产生有一个飞跃的过程，但源泉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