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公正的。但是孔子并不以此为能，他的理想是加强道德教育，使人自觉守法，不触犯刑律，做到无案可办。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的得意之笔是在夹谷之会上为鲁国赢得外交胜利。夹谷之会是齐鲁两君的会盟，当时齐强鲁弱，齐国想通过会盟，压迫鲁国屈从自己。孔子作为鲁定公的主要助手和相礼官参加会议。当他看到齐国组织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以献“四方之乐”为名，企图制造混乱，劫持鲁定公的时候，挺身来到齐景公面前，指责齐国失礼。周礼是诸侯的行为准则，失礼即成为丑闻。景公见势不妙，当即承认错误，挥退众人。齐人不肯就此罢休，在起草盟约时提出，如果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300乘兵车相助，否则就是破坏盟约。孔子针锋相对地提出，齐国必须归还鲁国强占去的汶阳之田，否则也是破坏联盟。孔子就这样利用周礼和自己的勇敢机智，顶住了强齐的外交攻势，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利益。

    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胜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执掌鲁国之政的季孙氏让他做代理宰相。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接着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归根结底，孔子的政治理想与季孙氏完全不同。在当时鲁国的政坛上，公室即鲁公的势力已经衰微，而私家即季孙、叔孙、孟孙等三卿的势力强大，他们架空鲁君，控制鲁国的实权。但私家内部也有问题，三卿各自的家臣借管理家政之便，暗中经营、扩张自己的权势，又架空三卿把持家政，进而把持国政。孔子对这些以下犯上的非礼行为痛心疾首，历来主张“张公室抑私家”，只是没有权力和机会。现在权力有了，他又从季孙、叔孙家臣的叛乱中看到机会，他要行动了，具体目标是“堕三都”。

    原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卿在自己的领地上各建都邑，分别叫费、郈〔hou后〕、成，作为领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由家臣管理。家臣与三卿的矛盾发展到无法缓解的程度之后，往往把这些都邑作为反叛的据点。公元前502年季孙氏家臣阳虎据费邑叛乱，公元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乱，使季、叔二氏非常恼火。孔子借这个机会，提出堕三都的计划，表面上是对付家臣的，实际则是一箭双雕，连三卿一起打击。三卿开始都赞成这个计划，于是拆了费和郈，等到拆成邑时他们恍然大悟，没有自己的都邑也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于是改变了态度，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支持孟孙氏的家臣坚守成邑不给拆。结果孔子和亲自出征的鲁定公都败在成城之下，堕三都的计划只得不了了之。孔子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时又接连出现两件对他不利的事情。一是齐国给鲁君和季孙氏以美女组成的歌舞队和骏马，季孙氏他们接受馈赠后不上朝，不见孔子。二是鲁公郊祭，按惯例仪式结束后，把祭肉分给大臣，每次都有孔子一份，但这次偏不送给孔子，以示冷落。鲁公、季孙氏变了脸，所以孔子在鲁国已经呆不下去，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希望在其他诸侯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55岁的时候，怀着抑郁沉重的心情，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所谓列国，也不过是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其中他住的时间较长而且拿了俸禄的，只有卫、陈两个国家，其他几国仅仅是路过。卫、陈两国之君接待了孔子，甚至给予很高的礼遇，但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孔子声望抬高自己，并不想实行孔子的主张；其他国君连礼遇的雅量也没有。公元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行，到曹、郑，两国都不接待。到宋国时，大司马桓魋〔tui颓〕甚至要杀害他，弄得他只好化装逃走。14年中，孔子的生活有优裕的时候，也有艰苦甚至很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处之泰然。吃卫君六万斛俸禄，他不改变政治态度；匡人、桓魋要杀他，他镇定如常；在行经陈、蔡的路上断粮，许多弟子饿倒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