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全是叫日本鬼子的侵略者。

    最早出现在战场上的伪军，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仍穿着东北军服装的乌合之众，战场是哈尔葛江桥，上阵即被打得狼狈不堪。到了还是日军不惜代价，伤亡惨重，又从朝鲜调来援军，才过了嫩江。

    卖国卖祖当汉奸，张海鹏和熙洽之流算是抢了头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则静观形势变化，认准张学良不会出关了，就对义勇军动手了。而像王之佑、佟衡、程志远等人，事变后曾经抗战，或兵败后变节，或见大势已去附逆，伪军数量越来越多。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在中央治安维持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委员长的致词》中，说：“满洲国治安工作是大业中的基础性大业，绝非单以关东军之力所能做到。特别是内外各种形势不允许关东军永远地只埋头于治安工作。”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说的当然不只是军事“讨伐”，更不是这时就要把这项大任交由伪军去干，却也为三年后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安下了伏笔。

    前面说过，在日本人眼里，这时的伪军即便是不可靠的，也不能不用。伪满十四年，1933年春伪军达到最高峰，为15万人，日军则不足5万。日本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无论结局如何，这步棋迟早是要走的。

    到了1936年，日军觉得差不多了。一是5年过去了，被老百姓称做“大部队”的伪军，谁的“良心大大的好（坏）”，多少有点儿谱了；二是实行“精兵”策略，削砍不可靠的部队和老弱病残，同时提高待遇，认为伪军总体战力已有所提高；三是有实践为证，从1932年以来，仅东边道地区伪军就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讨伐”，效果不错。而且，距1937年7月7日只有年把光景了，关东军这时还只埋头于东北的治安工作，再“进入”华北岂不是更要手忙脚乱了？

    且听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1月24日东边道北部治安工作会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是怎样评述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

    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军正在注视着其成果。

    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凡是理解皇军使命并承担着满洲建国事业的人对于此种机会的到来，是时刻都在热烈地盼望着的。

    同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一个“3年治安肃正计划”，即从1936年4月以后的三年内，“治标”、“治本”和“思想工作”三位一体，分期分批逐个地去消灭抗日武装——历时半年之久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也是实施“3年治安肃正计划”的首次“大讨伐”。

    这次所谓“没有皇军一兵一卒参加的”“独立大讨伐”，由伪第1军管区司令于琛徵上将为总司令，佐佐木到一少将为“讨伐指导部长”，几位大佐高参也是少不了的。这当然使“独立”二字打了折扣，可若果真清一色“独立”起来，那还叫“满洲国”吗？

    “独立大讨伐”从10月1日开始，第1、第2、第3、第5军管区伪军，另有伪靖安军、伪宪兵，总兵力约2.7万人，并有当地日伪军配合，重点目标是王凤阁的民众自卫军和抗联部队——王德泰、宋铁岩、曹国安都是在此期间牺牲的。

    王凤阁，字阿亭，1895年生于通化，父亲是教师，家境比较富裕。中学毕业后从军，为军官，不久离职回乡，“九一八”事变后揭竿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