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国人对她的熟知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本书所有的英雄人物。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李洁，农历一九零五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为父母八个子女中的小女儿。这是个年收租70担的地主家庭，不然怕是难有机会读书，也就难得成为一位走南闯北的革命女性。

    比赵尚志大三岁的赵一曼，1926年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接下来就跟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那个时代的先驱者的履历都差不多，在席卷各地的“五卅”运动中初露头角，加入共产党，被开除学籍。同年10月，党组织送她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第二年9月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与原黄埔军校学生、东方大学同学陈达邦结婚。

    1928年冬，赵一曼回国，被派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不久，秘密机关被破坏，她拖着临盆的身子躲避搜捕，在小巷人家里生了孩子。几天后抱着孩子去上海找到党组织，在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江西。一天深夜，接头的人不来，她觉出不对，听到外边脚步声和拉枪栓声，立即毁掉文件，抱上孩子，从房东的厨房翻出窗外，回到上海。

    打从记事时起，笔者看到的有关地下党的电影，经常在霓虹灯下出入饭店、舞厅，在翩翩起舞中接头、传递情报。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赵一曼的许多重要事迹，只能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但有一条是清晰的，就是没有当年银幕上的那种模式化的东西。

    就说这次从江西回上海吧（下述文字并无资料可查，可能是赵一曼跟某一位幸存者讲了几句吧），就让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情景。这是一只载着江西山货和茶叶去上海的船，一个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的抱着个两岁左右男孩的少妇，说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亲，路上被土匪抢了，丈夫又被拉兵，万望老板开恩，让她和孩子搭个船。老板怀疑她是红军探子，又觉谈吐、气质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时间，反正这船费老板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板派个小伙计跟着她，去亲戚家拿钱。她是真想给钱，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带去党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状”的，就弄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当街卖起孩子来，很快围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来了，把她赶走了。小伙计仍是跟着她，拿不到钱，回去无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条街上继续“告地状”，如是反复，终于使小伙计认定她是走投无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到东北。

    陆续派到东北的共产党人，幸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这是一次次前仆后继的悲壮的英雄之旅，而这里记叙的仍然只能是履历书中简历般的文字。

    赵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厂做秘密工作。1934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赵一曼调到哈尔滨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曾参加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她曾两次去海伦巡视，并与当地党的武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因为有了一位前面写过一笔的幸存且高寿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间能够写得比较详细一点儿的赵一曼与方未艾的交往，使我们能够多少走进这位巾帼英雄的内心世界。

    这时，方未艾已从《东三省商报》转入《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金伯阳要他把副刊当做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他入党不久，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党内文件和宣传品看得也少，这副刊办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党的要求就是个问题。金伯阳决定找个人，让他给方未艾辅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方未艾老人说是1932年9月（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