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读了读我写的思特里克兰德夫妇的故事，我感到这两个人被我写得太没有血肉了。要使书中人物真实动人，需要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写出来，而我却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色。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我苦思苦想，希望回忆起一些能使他们性格鲜明的特征。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详细写出他们说话的某些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离奇的举止，或许就能够突出他们的特点了。象我现在这样写，这两个人好象是一幅古旧挂毯上的两个人形，同背景很难分辨出来；如果从远处看，那就连轮廓也辨别不出，只剩下一团花花绿绿的颜色了。我只有一种辩解：他们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有些人的生活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有机体内，也只能依靠它而生活，这种人总是给人以虚幻的感觉；思特里克兰德夫妇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有如体内的细胞，是身体所决不能缺少的，但是只要他们健康存在一天，就被吞没在一个重大的整体里。思特里克兰德这家人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和蔼可亲、殷勤好客的妻子，有着喜欢结交文学界小名人的无害的癖好；一个并不很聪明的丈夫，在慈悲的上帝安排给他的那种生活中兢兢业业、恪尽职责：两个漂亮、健康的孩子。没有什么比这一家人更为平凡的了。我不知道这一家人有什么能够引起好奇的人注意的。

    当我想到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时，不禁自问：是不是当初我过于迟钝，没有看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身上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啊？也许是这样的。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此期间我对人情世故知道了不少东西，但是即使当初我认识他们夫妇时就已经有了今天的阅历，我也不认为我对他们的判断就有所不同。只不过有一点会和当年不一样：在我了解到人是多么玄妙莫测之后，我今天决不会象那年初秋我刚刚回到伦敦时那样，在听到那个消息以后会那样大吃一惊了。

    回到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在杰尔敏大街上遇见了柔斯·瓦特尔芙德。

    “看你今天这么喜气洋洋的样子，”我说，“有什么开心的事啊？”

    她笑了起来，眼睛流露出一道我早已熟悉的幸灾乐祸的闪光。这意味着她又听到她的某个朋友的一件丑闻，这位女作家的直觉已经处于极度警觉状态。

    “你看见过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不是？”

    不仅她的面孔，就连她的全身都变得非常紧张。我点了点头。我怀疑这个倒霉鬼是不是在证券交易所蚀了老本儿，要不就是让公共汽车轧伤了。

    “你说，是不是太可怕了？他把他老婆扔了，跑掉了。”

    瓦特尔芙德小姐肯定觉得，在杰尔敏大街马路边上讲这个故事大辱没这样一个好题目，所以她只是象个艺术家似地把主题抛出来，宣称她并不知道细节。而我却不能埋没她的口才，认为根本无需介意的环境竟会妨碍她给我讲述故事。但是她还是执拗地不肯讲。

    “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回答我激动的问题说，接着，很俏皮地耸了耸肩膀，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伦敦哪家茶点店准有一位年轻姑娘把活儿辞了。”

    她朝我笑了一下，道歉说同牙医生约定了时间，便神气十足地扬长而去。这个消息与其说叫我难过，不如说使我很感兴趣。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见闻还很少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在我碰到这样一件我在书本里阅读到的故事时，觉得非常兴奋。我承认，现在时间和阅历已经使我习惯于在我相识的人中遇到这类事情了。但是我当时还有一种惊骇的感觉。思特里克兰德那一年一定已经有四十岁了，我认为象他这样年纪的人再牵扯到这种爱情瓜葛中未免令人作呕。在我当时年幼无知，睥睨一切的目光中，一个人陷入爱情而又不使自己成为笑柄，三十五岁是最大的年限。除此以外，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