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在歧路上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1）

    《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

    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

    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

    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

    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币流通于全国；

    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