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洛·贝托鲁奇的事没有理由可以使他愤怒到去杀人。此外，就克斯卡顿的身体状况来看也不太可能：他很虚弱，不借助帮助几乎不能行走，而且很少离开屋子。比起他来，我更愿意想象是玛丽莲·杜贝克一路开车到托马利湾杀了贝托鲁奇。

    我这么告诉迪卡尔布，他也表示赞同。不过他提出还是要与克斯卡顿谈谈。尽管我不想，但也必须这么做；而且对克斯卡顿来说，可能我先去比较好。

    让我离开之前，迪卡尔布记下了这周我拜访过的所有人的名字和住址，包括罗素·丹瑟尔。办事有条不紊，考虑周到，这就是切特·迪卡尔布——具备警察的所有优良品质。他还叫实验室人员从我车子的挡泥板上取下黑色油漆的碎屑。我走后几分钟，那群幽灵般的警察聚集起来，提着聚光灯彻底搜查迪伦海滩路口附近区域，寻找撞击可能留下的任何黑色轿车的蛛丝马迹。

    雾仍然很大，我只能慢慢开。到了帕塔鲁马，天气逐渐转成普通的阴天，能见度好起来了。十点四十分，我穿过金门大桥，跨进家门时，时针正好指向十一点。我筋疲力尽，又心有余悸，想马上冲个澡睡觉。但胃提出了抗议，尽管我不饿，也不得不先吃点东西。意大利大香肠、干酪和凤梨味松软干酪。结果我后悔吃了这些东西，它们使我的胃灼热胀痛。

    我躺在床上又打嗝又放屁，试图入睡。但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贝托鲁奇被凶残杀害的尸体和涌出的鲜血。我不停地想为什么会有人杀他。这件事与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情有关吗？我的直觉一直在说是的，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动机，动机，该死的动机究竟在哪儿？

    早晨七点十分我醒来，眼睛生疼，头痛欲裂，心情沮丧。起来冲了个澡，连喝三杯浓咖啡，才驱走了一夜搅得我心神不宁的噩梦。突然目睹暴力谋杀后我总会这样：做噩梦、日复一日地陷入沮丧。一些警察对谋杀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从来没有。这是二十五年前我从刑事侦查局辞职开事务所的原因之一。那时我想可以再也不用见到尸体了，只会见到活人的痛苦和眼泪。显然我错了——上帝，错得离谱。这二十五年来我见过的尸体远比当警察那会儿多。

    八点半我拨了凯莉的电话。没人接。我有点失望，不过后来我想起来今天是周六：周六早晨她会出去慢跑，有时候在金门公园，有时候绕着默塞德湖，有时候去玛莲纳公园。她并不痴迷慢跑，也不是每天去跑，一周也跑不到五十英里，只在周六锻炼一下。我随便她怎么做，她也放弃了强迫我陪她一起跑步的念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小小空间。

    于是我打埃伯哈特家的电话，但他也不在家。这次把我激怒了。他肯定又在温黛那儿；自从依拉·罗卡福特餐厅事件后，他一直在安抚她受伤的心灵——或者应该是抚摸她的那对大乳房吧。把工作抛诸脑后，整日精神恍惚，像害了相思病的蠢蛋——他已经开始使我恼怒了，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这么跟他说。我考虑打电话到温黛家去找他，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不打了。我不想和温黛说话。比起温黛来，埃伯哈特还不算那么糟。让他自己从报纸上看有关贝托鲁奇死亡的报道吧。

    时间还早，于是我拨了克斯卡顿的号码。我猜想现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差不多起床了，我想在迪卡尔布之前联系到他。他的确已经起来了，因为他很快就接起了电话。从他的声音听不出接到我的电话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显然他还不知道贝托鲁奇的事，不然的话当我问他能否去走访一下时他一定会说些什么的。但他只问了我有没有新消息，我说是的，不过最好能面谈；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他的语气里透出痛苦和无望，我不喜欢。

    金门高地上雾气朦胧，几乎看不清楚公园里的树顶。没有人在室外活动。整个地区看起来萧索颓废，像是某个瘟疫肆虐的城市。不知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