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应该给迈克尔·克斯卡顿打个电话，但最后还是没打。我要告诉他什么？他父亲可能是个罪犯，或者被卷入某个犯罪活动中；那些人骨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一切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告诉克斯卡顿，一定会被他的无数问题淹没。

    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黑暗笼罩了窗户，渐渐令我不安。我关了灯，锁上门，离开了办公室。

    凯莉说：“上帝啊，他会去哪儿？今天我给他打了六个电话。”

    她说的是埃伯哈特。我们坐在我公寓里，凯莉在等我，喝着葡萄酒，阅读旧期刊《午夜侦探》上面她妈妈写的萨缪尔·莱瑟曼的故事。她总在等我时看这个系列的故事。我们俩经常轮换住所，我去她那儿住上一阵，她再来我这儿住一阵。肉已经放进烤箱了，散发的香味令我垂涎欲滴。我吞了几口啤酒填填肚子。

    “我也打给温黛，”凯莉说，“梅西百货里的人说她生病在家，但一整天打她家里都没人接。这两个人肯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很可能。”

    “但会是哪儿呢？究竟跑哪儿去了呢？”

    “山上或者海边——谁知道呢？”

    “就因为我对温黛所做的事？”

    我耸耸肩。“也许他们想私奔。”

    她透过玻璃杯看着我。我当个笑话在讲，但她没有笑，于是我也笑不出来了。

    “你真的觉得他们会那样做？”她问。

    “不会。”我说了谎。

    “上帝，我不敢想象埃伯哈特和那种女人结婚。”

    “我也是，我连想都不愿想。我们谈点别的吧，比如说烤肉。”

    “再过十分钟就熟了。给我讲讲你找到的骨头。”

    “讲不出多少内容。我只知道那是人骨。而且不是我，是埃米尔·科尔达找到的。”

    “不过如果不是你去了那儿，他不会发现它们的。”她说，“那些专家能鉴定出它的身份吗？”

    “很难说。现代科技也会犯错。”

    “他们能否通过齿模之类的手段来做呢？”

    “有可能，得看具体情况。”

    “依据什么？”

    “要看被害人被埋了多久；要看以前他是否做过牙科检查，要看牙医是否还活着，能否被找到。还要看许多其他因素。”

    “被害人，”凯莉说，“啊哈。”

    “怎么了？”

    “你用了‘被害人’这个词。你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吗？”

    “未必。”

    “一定是，”她说，“人们不会把尸体随意地埋在地缝里，除非他们想掩盖杀人行为。”

    “我猜你说的‘人’是指哈蒙·克雷恩。”

    “还会有谁？很明显他在这儿杀了个女人。”

    “是吗？为什么你说是个女人？”

    “他有个性冷淡的妻子，不是吗？除此以外，还有那个烟盒。”

    “那个年代男人也随身携带烟盒。”

    “——还有那枚胸针。男人不会戴那种东西。”

    “还不能确定那就是胸针。”

    “肯定是。胸针、烟、钥匙和其他东西一定都在她的皮夹里。他把皮夹随她一起埋了，然后皮夹腐烂了，只剩下一个环扣。就这么简单。”

    我叹了口气。凯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初露头角的侦探，自从她有过几次成功的推论后——这个春季沙斯塔县那桩案子，对她和我的生命曾构成极大威胁——一旦她的推论被质疑，就会变得有点歇斯底里。

    我们讨论的是人骨，但此刻我并不关心它，我最关心的骨头是在烤箱里的那根。

    “看看晚餐好了没？”我说，“我饿坏了。”

    “你老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