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通常是我工作跟练琴的日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出门去，但多数时候还是尽可能留在家里。

    开始工作之前我有个绝对不能省略的仪式：整理接下来的受害者资料。

    在乔斯林的谋杀案跟第一场巡回演出之后，我是那么坚信转型已经成功，完全没有想过继续犯罪的必要。可惜的是，只消几个星期，我就发现灵魂之门慢慢地关上了。我缺乏灵感，被奇异极端的疲倦淹没，内心的奏鸣曲又回到往日虚弱的音调，我还记得有次在普莱耶音乐厅一个重要音乐会前，乔治来听我排演，是首古典曲目，贝多芬的奏鸣曲。他陷在椅子里，好像在等待，乐符一个接着一个奏出，却空洞没有灵魂，没有力度，我的内心有个洞，一个大大的休止符。

    “拉兹洛，你要开始认真弹了吗？这种技术排练时在家里弹弹就好，你只剩一个星期了，要找到表现方法才行，不然观众会觉得无聊的！”

    他在必要时会对我严格要求，也只有他的批评我可以接受。

    “乔治，我知道，不过我毫无头绪，有点像盲人。”

    真相开始以无法忽视的姿态显示，痛苦的真相。那起谋杀只能暂时改善我的情况，日复一日，我弹出来的音乐越来越乏味，在惊慌失措之下我站起来离开演奏厅，接下来又花了几天，才慢慢把前因后果衔接起来，串联成残酷的事实。谋杀在我身上激发了演奏需要的灵感，然而这个可怕行为产生的救赎效果却随着时日变淡，我是不是必须重新杀人，才能找回那种美妙的感觉跟主导权？我得试试，而且要快，但是我没有目标，我需要一个受害人，一个憎恨的对象，没办法随便选一个最先出现的人。但要如何憎恨？如果我就这样毫无理由毫无热情地杀人，效果不会一样……得重新安排一个跟宣判不幸的德马霍死刑时同样的情况——我得在舞台上犯一个错误，有人要发觉这个错误，而我也要察觉，然后怒意会促使我惩罚这个人……我要张开一张网，在演奏时加入一个细微的错误，然后要认出察觉到这个变化的观众，因为他们对作品的认识比较深入，耳朵比较灵敏，或者比较专注，借由这个方法我可以除掉可能的对手，批评的、嫉妒的、不满的或其他各种有害的种子，萨布勒的耻辱不会重演，没人有权利怀疑我。

    第二桩谋杀比较仓促，我在完成排练数天后杀了一个学管乐的女孩。在第七区音乐学院的一个慈善义演音乐会上，我受邀弹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个女孩发现我加进去的一个相当细微的颤音，这是她最大的不幸。周末，我跟踪她，假装巧遇，让她认出我，稍稍引诱之后将她灌得大醉，然后让她溺死在塞纳河里。这个犯罪留下一丝苦涩，没有万全准备，风险太大，但我无论如何都要在普莱耶音乐厅的音乐会之前行动。

    我几乎是立即便找回了那令人陶醉的支配感，乐器对我绝对服从，在我的指下反应灵动听话，跟我内在的火焰直接接轨。星期天开始，我内心那个小小的旋律又活了起来，超出我的期待，让我安心，而演奏会则是场完全胜利，这次我决定要提早做准备，在贝多芬的第一首奏鸣曲里再度故意犯个小错。

    选择受害者演变成一项精确的仪式，但在很多情况下，音乐厅的座位配置让这个工作变得困难，我选择坐在前两排的观众，因为我必须离得够近，才能观察到他们的表情。我一向会试好几次，比如，在演奏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时，我把左手的和弦Si-Re-Fa改成So-Si-Fa，如果没人有反应，我就停止试验；相对的，如果发现有两三个人皱眉的话，我会等几个小节，然后换成右手，稍稍改变快速连音，先前那群人当中若只有一个人发觉这个新的差错的话——连续两次都碰巧有反应的概率几乎是零——他或她就成为我下一个受害者。如果有好几个人都抬起头来，我就继续筛选程序，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