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在星期一杀人。

    这是个人坚持，也是节奏的问题。不要以为是什么迷信或单身汉的习惯，我只是偏爱在周末完成作品中的这个部分。

    我将生活安排得像一篇乐谱。

    星期一，在家工作。

    家里所有东西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我亲自监督、打扫，不是因为经济考虑，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外人看到脏衣服、垃圾桶里的草稿，还有我身上散发出来的任何不完美，那些都注定化为尘土。对于整洁，我有点偏执。

    近几年来丰厚的演出酬劳，让我得以一手布置这栋位于佩果雷兹路上的贵族大宅，里头所有的房间都收拾整齐，在我眼中没有一样赘物。工作室是一间约50平方米的宽敞大厅，四周都是落地镜，既没沙发也没有椅子，只有一架1980年制、6尺高的山叶平台钢琴，一架翼琴，一架我自己组装的大键琴，跟一架小型管风琴。这个工作室只有我的学生，或是有时受邀住在我家的外国音乐家才能进来。进门的另一边是客厅，小平台上有一架斯坦威B型的大钢琴跟几支谱架，这个房间主要用来招待客人，我放了不少椅子，另外远一点的圆亭里则放了一组沙发。客厅的另一端通向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光室，我在里头栽植了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玉兰、橘子、兰花、缅甸小杧果树……简直就是个热带雨林。当中则摆了一架竖琴，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架竖琴只有极少数来做客的朋友偶尔弹弹。钢琴上方的天花板是造型简单的装饰艺术，四周是镶嵌了同款式彩绘玻璃的铁铸门，我在这里接待客人，有时是开小型演奏会，有时则是社交宴会。五米高的天花板，墙上挂了帕斯夸里·卡力玛的三联画《布列塔尼岩石》，两幅花了我一大笔钱的巴斯奎特的画，以及一张鲁珀特·皮普金的演奏会海报。我的卧房在隔壁的房间里，房间相当小，遮光的窗帘一直都是关起来的，因为我需要绝对黑暗才睡得着。床很大，通常是空的，房间里有一张祖父留下来的大书桌，他生前是个外交官，到处旅行时从亚洲带回来很多宝物，我是唯一的继承人，所以保留了一些他的家具；书桌上有台电脑，墙上靠着整排的书柜，里头放了音乐相关书籍跟我最喜欢的小说。我想，我的房子就像我的灵魂。

    早上，我需要一个小时暖暖手指，做一些音阶跟其他我选择的特殊困难练习，比如连续的技巧，或一段复杂的乐章。

    我喜欢挑战困难，将它们拆解，分离成可以简单解决的小问题；年轻时，在音乐学院里我便以注重细节而闻名，教授们甚至拿这个来开我玩笑。我一直都是如此，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无与伦比的。

    星期二，早上9点跟经纪人有约，这个习惯固定不变。我的经纪人50来岁，衣着优雅，个性迷人，他的办公室在奥斯曼大道一栋大楼的七楼，装潢气派豪华到有时我会怀疑是不是我付给他太多薪水。

    乔治·伊密兹昂是十年前第一个发掘我演奏才华的人，当然之后有不少经纪人也来敲过门，但我在事业跟友谊上都属于忠实的类型，对他的竞争对手开出来的条件不为所动。那年夏天，我在法国南部的好几个艺术节里奔走演出，期待获得迟迟不来的成功。乔治到那个小音乐厅来听我的演奏，他的真诚以及对我才华的肯定打动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唯一一个相信自己天分的人。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他的亚美尼亚口音。在音乐会当中我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用一种特别专注的眼光看着我，等着抓我的错误或不够精准的地方，当然他什么也没等到。我从来不犯错，他也注意到了。我结束了李斯特的《即兴圆舞曲》时，回应他的注视——记忆鲜明得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这时他站了起来，然后以崇敬的姿态向我走来。

    “杜马先生，您的演奏简直就是完美本身！这事实就跟我的名字是乔治·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