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