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