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