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