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卡利什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地瞟它，跟他的手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明白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佛拉蒂隆大楼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簿。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存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所谓。”

    “安东尼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分，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纳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后来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去问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到钟上，然后回到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部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礼拜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晚五天，就会被他撵上街。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握在一起，“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了他当初买的大部分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顿街一九四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见都没见过，只是我们每年寄给她四次支票。”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没抱怨过。”

    “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房租一直按时缴？”

    “偶尔晚一个礼拜，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对。”

    “她是什么时候签的租约？”

    “我把租约放哪儿去了？噢，在这儿。我瞧瞧，嗯、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吧？”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上班吧，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拿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查过，”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可以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