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请愿团的抗争大获成功。这次中医抗争的胜利说明，中医理论尽管不符合西医理论，但中医能治愈疾病并已延续上千年，这是不争的事实。西医派主张废止中医，从根本上剥夺中医的发展权利与机会，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科学而只能称之为专横霸道，这也难怪中医药界人士对此极为愤恨。社会各界也大多对中医药界表示同情与支持，在他们看来，西医派不过是企图用牺牲中医药界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发展空间与职业利益罢了。

    中医能够取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西医还远未普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旧依靠传统的中医药来治病。正如时人所言：“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有二十余万家，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说废止就废止呢？”

    这次“反中医”抗争的胜利，与中医药界的迅速反应和成功的组织有莫大的关系。本来西医派自以为掌握了卫生部的大权，而中医药界一向是个体营业，漫无组织，应该不难对付；但在生死存亡、利益攸关面前，中医界、中药界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随后组成了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并为请愿团向卫生部抗争提供了强大的后盾，这“民敢与官斗”的结果，恐怕也是西医派所未曾预料的。

    尽管1929年的抗争取得了胜利并于次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但中医药行业在之后的发展中仍被无端非难，如1933年《中医条例》的出台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的阻挠，他不但反对该提案，还提出要废除中医中药，并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对此谬论，中医界严厉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眼看不能阻止提案，随后又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劝说其共同阻止通过《中医条例》。

    直到1935年11月，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这才使得历经数年不得通过的《中医条例》正式颁布，卫生署（原卫生部改卫生署）内也设立了专门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

    黄炎培曾在回忆录《八十年来》中提到，当时已近90的马相伯马老先生在听说废中医引发的风潮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上，说百病都会消灭的。”马相伯生于1840年，因为家庭信教的缘故，他从小便接受了基督教会的教育并在外国游历过，对西学有相当的了解，这话说得还是比较公允的。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有四点理由，一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二是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三是中医不能预防疫疬；四是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医在应付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防止疫病等方面确实不如西医，但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效果，一棍子将其打死，完全封杀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的空间，这就难称“科学”而不免“营私自利”之讥了。

    理性客观地对待中西医之争，最好的方式是以疗效说话，使中西医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竞争、彼此共存、交流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通过霸占行政资源、鼓动不理性的舆论等不正当的手法进行排斥和打压，这种试图垄断的专制主义不过是贪图私利的表现而决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中医有一句名言，叫“上工治未病”，也就是扁鹊阐述的“良医治未病”的哲理：最高明的医生治于未发之时，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